【回歸20年】許鞍華的堅持受DNA影響:愛拍小人物只因為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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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幾時有》女主角方蘭(周迅 飾)有一段獨白,「風帶着夕陽的宣言走了,遠處有悲壯的笳聲,夜的黑幕沉重地將落未落,不知到什麼地方去過一次的風,忽然又回來了。」向來關注社會底下階層的許鞍華,重回香港淪陷時期,講述出一個小人物的抗戰故事。

《明月幾時有》齊集中港台三地演員周迅、彭于晏、葉德嫻、霍建華、鮑起靜、春夏、梁家輝等。

拍一個香港人英勇抗戰故事

重新塑造出淪陷時期的香港很難。過往在大銀幕上見到的都是血淋淋的畫面,酷刑、亂葬崗,餓死街頭等等,向來關注社會低下階層的許鞍華,嘗試打破前人的做法,「在籌備劇本的兩年,我嘗試盡量去看資料,譬如在《陳君葆日記》內裏其實有很多趣事,例如話他觀察到人們時常走路,因為當時已經沒有汽車,之後又因為長期飢餓,每當有人請客食飯都去,就算是日本人請都不介意。我對那種生存狀態很有興趣,1943年的香港好像很太平,背後深藏着重重暗湧。」

一場戰役可以熱血盈腔地打十日八日,但身陷在三年零八個月的抗戰之中,平民百姓惟有選擇如常地過活,但要在平凡中見不平凡更難,特別是將這件事拍成電影,「我揀選的兩個故事,一是平民百姓冒險拯救知識分子,另外是一對普通母女捲入東江游擊隊滲透任務。我自己覺得香港人呢,特別是做好事時不會喧嘩,不太說給人聽做了偉大的事,就好像做了件平常事,好cool地就做了。其實這兩個社會低下階層的故事都是這樣。」

我問:「一直以來為香港人製作出那麼多電影…」許鞍華聽後反應很大,急急否認說:「我沒有為香港人,我為自己。」(梁碧玲攝)

廿年前的《千言萬語》

我問:「一直以來為香港人製作出那麼多電影…」許鞍華聽後反應很大,急急否認說:「我沒有為香港人,我為自己。」但作為一個香港導演,她的作品多年來立足於本土,就連《千言萬語》講述那一代香港經歷過七、八十年代社會抗爭的民運人士這種故事也搬上大銀幕,並贏得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電影,我始終覺得是當之無愧,但她還謙虛地說:「這一代年輕人比起我們那一代的思想成熟及深層。」

「當時我認識那些人,聚集一起就像個secret society,然後覺得自己很特別、很祟高,高人一等地做這些事。《千言萬語》那個男主角本身就是這樣,在四五行動中講一些理論,那裏的人民又起來了之類,然後很二手地去學,但就套不到理論到當地的實際情況,再加上,與香港現實環境接合不到。所以他們會精神分裂,或者崩潰。現在的學生就務實很多,明白到理論要結合社會狀況一起講,希望整個社會有改變。」

《千言萬語》有使用到鄧麗君所唱的同名歌曲,該曲開首第一句是「不知道為了什麼」,對於這句歌詞不同人都會有不同感覺。

為社會小眾發聲的香港電影?

從早期的港台《獅子山下》、新浪潮《胡越的故事》直至早前被視為本土電影的《天水圍的日與夜》等,許鞍華的作品總是表露出社會上小人物的血肉一面,去年類似的都有《大手牽小手》及《一念無明》等關懷弱小的電影,但她卻不明白為何硬要有所區分,「為小眾發聲是全世界的事,人文精神、人道主義等不是香港獨有,全世界公認香港電影的特徵是武打片,如果你說關懷老人及精神病人,這些是普世的題材,只不過這幾年在香港多人拍或者受歡迎及關注。」

當然我也好奇許鞍華多年來的堅持從可而來,但她似乎認為這不能理性地解釋,「可能DNA影響,但不一定是很祟高或者很正確才做。譬如我很喜歡violence(暴力),我就拍得很violence,好似張徹、吳宇琛那樣,還是可以很好看,不會說不應該violence。我把那些小人物拍出來,我只是覺得有同感,我不喜歡有錢人,可能我妒忌他們,未必對的。」更重要是她始終覺得電影是多元的媒介,「電影之所以好的地方,是每個人看的事物都有所不同,拍出來後人們喜歡與否,又是另一回事,但變相有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聲音,不是只有一把聲。」

許鞍華:「你做什麼都是以香港人身分去做。你拿特區護照,你住在這裡,你家庭在這裡,就是香港人。我不用證明我是個human-being,我都不用時常去證明我是個香港人,我是香港人,走不甩。」(梁碧玲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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