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總理朔爾茨率重量級經濟代表率訪華　料加強中德經貿關係

德國總理朔爾茨（Olaf Scholz）抵達重慶，展開訪華之旅。這是朔爾茨自就任總理以來第二次訪華，也是今年首位訪華的西方大國領導人。此次朔爾茨攜環境、農業、交通3名內閣部長作為代表團成員一同訪華，此外，由西門子、寶馬、平治（Mercedes-Benz／奔馳／賓士）等重量級企業的相關負責人組成的經濟代表團也隨同訪華。

現在應該到了拆牆、築路、相互走動的時候了。

德國總理朔爾茨計劃將於4月13日啟程，開始為期3天的中國之行。這將是朔爾茨自2021年12月就任德國聯邦總理以來第二次訪問中國。

外部環境的變化不小

不同於2022年11月的首次訪華，據德國聯邦政府新聞發言人介紹，朔爾茨此行將訪問重慶、上海和北京三地，日程覆蓋了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內容。這種行程安排，不禁讓人想起德國前總理默克爾執政期間前後多達12次的中國之行。

不過，拿朔爾茨訪華與默克爾（Angela Merkel）訪華相比，中德關係的外部環境顯然發生了不小的變化。一方面，無論是新冠疫情、俄烏衝突等具體事件，還是世界所面臨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都為中德關係提出了新的命題和挑戰。另一方面，默克爾見證了中德兩國之間建立政府磋商機制和全方位戰略夥伴關係，而朔爾茨執政後，德國聯邦政府於2023年7月公佈了德國歷史上第一份「中國戰略」文件，對中國「合作夥伴、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的三重定位成為德國新的對華交往基調。朔爾茨既是在「中國戰略」問世後首次訪華，又是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兩度訪華的唯一G7國家領導人。只有全面了解上述複雜的背景，才能對朔爾茨此次訪華進行恰當的解讀。

傳遞保持合作的意願

那麼，我們能夠從朔爾茨此次訪華看出哪些信息？

總體而言，朔爾茨借訪華傳遞了與中國繼續保持政治合作的意願。我們不妨做一個比較：美國政府派出國務卿、商務部長和財政部長等技術官僚接連訪華，目的是在技術層次上為中美博弈「止損」，實際於博弈大局無涉；朔爾茨是新冠疫情暴發後到訪中國的第一位G7國家領導人，而且在聯合政府內存在疑華聲音的情況下，能夠在諸如中遠集團入股漢堡港碼頭運營公司等引發德國內部政治爭議的事件中做出尊重市場規律的決定，維持了中德關係的大方向，表現出一名政治家的擔當和領導力。國際政治觀察者經常把朔爾茨的執政風格視為默克爾風格的延續，看來不無道理。

在政治上與中國合作、而不是對抗，也是負責任的德國領導人的明智選擇。目前，德國陷入了兩場看不清走勢和結局的劇烈軍事衝突：俄烏衝突和巴以衝突。前者事關歐盟和德國的安全，德國已經成為排在美國之後的烏克蘭第二大軍事援助國；後者事關德國基於反思納粹屠猶暴行而發展出來的理念，即以色列的生存是德國的「國家理性」，也就是今日的德國把歷史負罪感轉化為對以色列近乎無條件的支持、甚至上升到等同於德國建國道德基礎的高度。這兩場衝突如何收場，將會對德國造成深刻而長久的影響。中國作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講道義和負責任的大國，促談勸和，可以在調解衝突中發揮作用。

拆牆築路相互走動

中德密切的經貿關係是中德關係的基石。僅就中德兩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以及相互的經濟關係而言，朔爾茨訪華也是剛剛晉升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德國的領導人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自己連續8年的最大貿易夥伴的訪問，其意義本當不言自明。

然而，中德之間原本良好而互補的經貿關係近來摻進來不少雜音。西方國家近些年逐漸以地緣政治零和博弈思維取代全球化思維，歐盟和德國政界也有人製造對華經貿交往需要「去風險」的話語，鼓吹降低對中國的「依賴性」。不過即使面臨這股逆流，德國2023年的對華投資仍舊創下歷史新高，在研發領域的投資尤其明顯。目前，德國的經濟面臨衰退的困難局面和轉型的壓力，更需要鞏固和擴大對華經貿合作。比如，中國強大的新能源產業就可以為德國的環保和能源轉型提供低價而優質的技術和產品，而奔馳等德國汽車製造業企業，也發出了歡迎中國新能源汽車競爭的理性聲音。此次朔爾茨訪華還預計有環境部、農業部、交通部的部長隨行，表明了雙方將在這些領域展開新的進一步合作，而眾多德國世界級企業的CEO也早已成為德國政府訪華團的傳統成員。

現在應該到了拆牆、築路、相互走動的時候了。中國從2023年12月1日開始對德國等國家的人員實行單方面免簽，上海口岸來自德國的入境人數明顯增長。朔爾茨總理此次訪華，希望也能夠釋放出開放與合作的精神。

本文轉載自新華社，原文標題《德國總理朔爾茨抵達重慶 展開訪華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