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暢專欄

近年來，資本主義國家接連出現深層次問題：經濟增長放緩、貧富差距擴大、中産階層萎縮、青年向上流動困難、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脫節，甚至民粹政治與社會撕裂也愈趨嚴重。 這些現象說明，今日全球面對的已不只是景氣循環問題，而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正遭遇新一輪嚴峻質疑。

資本主義的盛世危言

這種質疑，近年在西方主流輿論中愈來愈清晰。印度裔美國投資人兼作家魯奇爾・夏爾馬在《What Went Wrong with Capitalism》中指出，資本主義未必是被市場本身搞壞，而是在長期寬鬆貨幣、政府赤字擴張、過度救市與持續監管扭曲下，逐漸偏離自由競爭本質，最終形成一種由政府、金融資本與大型企業共同主導的扭曲體制。

他引述民調稱，約七成美國人認為下一代的生活水準將不及上一代，視之為資本主義制度出現危機的清晰訊號。在他看來，當市場失去淘汰機制、風險被社會化、收益却被少數人私有化時，所謂資本主義自然難以再贏得普羅大眾信任。

這番診斷，有其洞見，卻也有其盲點。

事實上，問題遠比「政府大或小」更為複雜。2025年樂施會的報告指出，全球億萬富翁的財富從13.4萬億美元急升至15.6萬億美元，單年增幅高達16%；而這批人的財富增長，理論上足以讓38億人脫貧。與此同時，德國連續三年陷入衰退或停滯，美國工薪階層飽受通脹困擾，薪資實質增長停滯。2025年底，世界不平等報告更披露，全球0.001%的人口（即約6萬人），所掌握的財富是全球底層半數人口（即40億人）的三倍。這些數字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問題，不只是「政府是否干預」，更是「干預了什麽、誰從中得益」。

「鍍金時代」的歷史教訓

夏爾馬希望回歸自由市場的理想，但歷史告訴我們，那個「純粹」的自由市場時代，恰恰是馬克‧吐溫筆下貧富懸殊最極端的「鍍金時代」：沒有工時限制，沒有童工保護，沒有失業保險，沒有退休保障，工會遭打壓，農民受鐵路巨頭盤剝。市場確實自由，但自由帶來的是少數人的暴富，以及多數人的苦難。

真正讓資本主義延續下來的，反而是20世紀初開始的種種「政府干預」：勞工立法、社會安全網、反壟斷法規。這些措施讓資本主義從危機邊緣拉回來，獲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也獲得了民眾的支持。麥可‧摩爾2009年的紀錄片《資本主義的愛情故事》所描繪的1960年代美國中產黃金時代——汽車工人能買獨棟房子、供子女讀大學——恰恰是那個資本主義與政府「適度協作」的年代所締造的成果，而非純粹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產物。

反之，1980年代雷根、柴契爾的「市場自由化改革」——大幅削减最高稅率、公營企業私有化、壓縮工會力量——雖打着「縮小政府」的旗號，却最終促成了此後數十年貧富差距的急遽擴大。問題的核心，從來不是政府的「大小」，而是政府服務於誰的利益。

資本主義的現代困境

當代資本主義的困境，有其結構性根源，難以通過簡單的「政府退場」加以解决。

其一，資本的「滾雪球效應」使財富集中幾乎不可避免：擁有資本者透過投資、金融工具與資産增值持續壯大，而只能依賴勞動收入者則愈走愈窄，階層固化令向上流動愈發艱難。其二，市場機制天然善於滿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却無力有效提供教育、醫療、環保等公共財，弱勢群體往往被排除在基本服務之外。其三，資本能深度介入政治，透過金錢影響政策制定與輿論，令民主制度逐漸向「資本偏好」傾斜，形式民主掩蓋着實質的寡頭决策。

特朗普的案例正是典型：他的崛起，有相當一部分來自近貧勞工對通脹的憤怒、對薪資低落與貧富差距擴大的控訴；然而他當選後推行的「大而美法案」與關稅政策，卻讓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物價更高，苦的仍是普通民眾。這不是「政府太大」的問題，而是政府「失去代表性」的問題——政府的政策無法真正回應大多數人的民意，才是資本主義危機的核心所在。

香港的新嘗試：五年規劃與制度創新

也正因如此，今天世界需要重新思考的，並不是是否徹底否定市場經濟，而是如何重建一種更有約束、更重公平、更具長遠規劃能力的現代資本主義。在這一點上，香港當前展開的五年規劃探索，值得放在更大的全球視野中理解。香港正在探索「有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既保留自由市場經濟的核心競爭力，又借鑒內地五年規劃的成功經驗，通過科學規劃統籌市場與民生，實現二者的協調發展。

需要釐清的是，「經濟計劃」並非「計劃經濟」。現代世界，無論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幾乎都有某種形式的經濟計劃，差別只在範圍、深度與目標。香港的五年規劃，並非要以中央指令取代市場，而是以科學規劃引導市場，在北部都會區開發、住房供應、醫療資源分配、教育公平等關鍵民生領域加大公共投入，以縮小貧富差距，推動更多市民共享發展成果。這條道路的獨特性，在於它嘗試在「市場效率」與「社會公平」之間尋找新的平衡點：既不走純粹自由放任的舊路，也不走全面計劃的另一極端，而是在「一國兩制」的制度框架下，融合自由市場的開放性與戰略規劃的前瞻性，以民生為本，以科技為手段，以區域聯動為動力。

香港能够在社會主義國家內維持資本主義制度並蓬勃發展，得益於「一國兩制」這一獨特的安排。習近平主席指出，「一國兩制」是實現不同社會制度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好制度，並强調其中蘊含的和平、包容、開放、共享等價值，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值得共同守護。 這段論述的重要性，在於它為香港的制度發展提供了超越「效率至上」的價值方向。當前全球資本主義最突出的問題之一，正是過度偏重資本回報與競爭效率，却對社會共享、制度包容與長遠穩定重視不足。在香港實踐中，若能把和平、包容、開放、共享轉化為具體制度設計，例如在保持開放市場的同時强化民生政策，在維持國際聯通的同時深化與國家戰略對接，在鼓勵企業活力的同時改善社會流動與公共服務，那麽它就不只是中國治理智慧的體現，也可能為世界資本主義的修正與升級提供可參考的新範例。

當然，「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仍在探索之中，遠非成熟定型。在傳統資本主義面臨民心離散、極端政治崛起、貧富鴻溝加深的困境之際，香港正在探索一條兼具「東方智慧」與「西方制度」優勢的發展道路，其最重要的意義就在於嘗試回答一個世界性的問題：面對傳統資本主義的種種困局，有沒有可能在保留開放與活力的同時，也建立更強的公平感、更穩的發展預期與更可持續的制度秩序？ 任何制度都必須與時俱進。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創新實踐，正為這一全球性課題提供中國智慧與香港方案。保持開放包容的探索精神，才能在變局中開新局，在危機中育新機，為人類共同發展繁榮作出新貢獻。

作者劉暢博士是「香港新方向」總召集人，香港人才創業者協會執行主席，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客座教授。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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