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專欄｜梁明德、李冠儒

此前系列論香港五年規劃的文章中，筆者闡述了1970年代末港英政府經濟計劃與福利改革未果留下來的爛攤子。此後，自由放任主義被神化，經濟計劃被污名化，許多港人充當一輩子的樓奴，在股市中載浮載沉。學術上，我們稱之為被制度所「異化」，意思簡單來說就是「作繭自縛」。筆者也一直強調，資本主義不等於自由放任主義、計劃主義 (Planism) 不等於是社會主義。打破這個迷思，我們就可以在資本主義框架不變的情況下，進行「構造改革」 (Structural Reform，一般譯作「結構性改革」），目標是建立「有協調、有規劃、有社會責任的資本主義」。

有人說，中央早已將香港定位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創科中心等，而香港的五年規劃也只需要對接國內「十五五」相應的部分，這實在是眼光狹隘的提法。香港是800萬人的家，健康的、保障本地人的就業情況，以及可持續的經濟運行模式，無疑是社會穩定的保證，所以不可以過度依賴個別關鍵行業，否則香港缺少實業基礎的弱點無法被填補。市民也要吸收近年政治動盪的教訓，學會向當局合憲、合法、合理地提出自己的需求，「順法爭取」。金融泡沫過後許多市民深受其害，在過去40多年間已經多次發生。創科、優質國際教育等方向確實給了香港更多為祖國服務的空間，而與兩者相結合的便是「引進海外創科人才」這一巨大優勢。但只有當香港擁有足夠的、更多的硬產業而非僅是軟產業，我們才具有吸引外資和人才的環境。而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誠如特首李家超所言，就必須好好利用五年規劃來解決一些長期困擾的經濟結構和民生問題。

香港為何亟需學習社會協同主義與結構性改革論？

計劃經濟的思想元祖是「國家社會主義」 (State Socialism)。其提出者是「全德工人聯合會」（ADAV）創辦人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與日後以實行計劃經濟著稱的蘇共、中共不同，拉薩爾反對暴力階級鬥爭，但認為有所謂「工資鐵律」(Iron Law of Wages)，即勞動者的工資必然下調到僅可允許其生存的微薄水平。為此，勞動者必須團結，組成合作社聯網，並與提倡理性進步的國家合作，阻止資本剝削導致生活惡化。ADAV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前身組織之一，拉薩爾派在黨內一直具有影響力，與提倡革命論的馬克思主義者分庭抗禮。二戰後，屬於中左派思想的國家社會主義，演變為民主社會主義。今日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則在1959年正式宣布放棄馬克思主義。

拉薩爾派的主張，其根本是相信國家是一股理性進步的力量，官僚階層的自我革新非常重要。在香港，由於有國安法等維護憲制秩序，勞動者進行非和平階級鬥爭路線並不可取。既有所謂「新時代，新工運」，理論上當局更應自覺啟動改革，統合勞方代表，多邀請藍領白領為規劃出謀劃策。藍領白領勞動者的代表，也應該勇於爭取政府的合憲、合法、合理革新，並積極響應政府的諮詢。已故香港左翼經濟學家曾澍基提倡的「改良的資本主義」雖未於回歸前實現，以對接內地社會主義，但考慮到國家希望於2049年 (建國百周年) 實現民族偉大復興，我們亟需解決深層次矛盾，再尋求對接。

具體來說，香港的經濟系統屬於所謂「無序資本主義」（anarchic capitalism）：觀望態度導致供求不相稱，又或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造成意想不到的連鎖問題。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央自2003年在非典型肺炎公共衛生危機後，為協助香港加快經濟復甦，而開放自由行。這本應是好事，可自2008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以來，有越來越多水貨客在港購買奶粉，雖然短暫刺激了本地消費，可是一般市民感受不到發展的好處。租金上升以後，小商戶卻長期反而被迫在生存邊沿掙扎，反而擴大了貧富懸殊。青年創業難度過高，有一部分港人日趨仇富、仇視成功者、仇視內地人。

若要使香港經濟體系逐步變得有序，即所謂 「有協調的市場經濟」 (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就要在經濟計劃中體現政府的社會責任，要在規劃中向公眾展現出規劃如何能向社會分配更多紅利，使市民有「獲得感」和「能動性」，使經濟體制更體現「關愛精神」，消除各階層的無力感和異化。國內的說法是：超脫「姓社還是姓資」的討論，展現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氣魄。

雖然上面的說法很「內地」，但實際上這是一種國際社會的基本嚮往。二戰後的西方和日本民主社會主義，經常包含所謂「社會協同主義」(Social Corporatism)，即政府積極招攬由社會各界自由推舉的代表，進行協商，並鼓勵各行業的合作化。這裏的關鍵是如何設計協商機關。另外，意大利共產黨和日本社會黨，在1960年代都提出通過議會政治、經濟計劃、土地改革、提倡合作社和勞工參與企業管理等措施，而和平演化至民主社會主義的「結構性改革」。必須指出，實行「結構性改革」只是一個階段，並不等同社會主義。但有規劃的資本主義，必須突破新自由主義框框，摒棄自由放任，特別是放棄追逐自由度排名。當局應在審議過程中包含社會各界代表，強調制定計劃的制度及數據健全的重要性，並逐步建立充分專業的技術官僚隊伍。

以下筆者提出，在香港實現「結構性改革」的「四化方針」：經濟社會化、規劃體制化、基層合作化、官民革新化。只有在政府和民意代表同心同德、相互砥礪共同革新進步下，「結構性改革」才能實現。

經濟社會化

既然提及計劃主義，大家不妨探討一些可能性，例如香港有沒有可能實現「所有制改革」，使經濟得以從私有壟斷變得更「社會化」。舉例來說，香港的經濟學界可以研究，將主要生產模式從「少數大型寡頭資本壓倒大量小商戶」的局面，過渡到「規模經濟生產 ＋ 以私營資本為主的混合所有制」的可能性。又比如：特區政府有沒有可能，聯合小商戶組建合作社，為其建立規模經濟；同時積極發揮「天使投資者」角色，以提供救援和創業資金入股（而不是純粹派錢給）大小企業，並且與它們達成規劃協定（Planning agreements），使之更好地納入到香港特區的第一個五年規劃內。

道理很簡單：寡頭大型資本才達到資本運用的最高效率，所以應在不改變其壟斷地位情況下，將寡頭資本大型企業逐步改革為混合所有制：私有資本為主、「市民資本」/「公有資本」為輔。另一邊廂，在企業管治方面，香港青年經常抱怨香港的階級流動性較差，政府其實完全可以考慮戰後西德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允許職工選舉部分公司董事，增進白領實現階級躍升的可能。

香港以往也有許多派消費券的討論，但其實在混合所有制下社會化的「市民資本」不必體現在全民攤派股份等，而是可以參考新加坡等國家的先進經驗，成立「中央公積金局」，作為控股機關進行投資，入股大型壟斷資本企業，即經濟制高點（Commanding heights of the economy：市場佔有率最高、能設置價格的銀行和控股公司），獲得其紅利，並參與營運決定，使市民資本能得益於與私有資本合作，這樣市民其實能夠獲益之餘也更有參與感。

特區政府也完全可以考慮對港鐵等「半官方」企業率先改革，由政府持股改為中央公積金持股，有利於政府進行總體規劃。「中央公積金」要積極參與建設私營項目，擴大公私營合作項目，並加大投資於純公營投資項目，這不一定要徹底取代現有強積金；理論上可兩者並行。基金的一部份投資也可以外包給資產管理公司，投資於定期存款、股票債券等，促成公積金上的「官商兩利」。

規劃體制化

當然，上述政策實行的前提是政府的公眾咨詢必須到位，否則可能犯下類似垃圾徵費與安全帶罰款等低層次失誤。1998年金融風暴下的樓市暴跌，本是國際炒家所造成，卻被某些份子惡意歸罪於董建華的「八萬五」房屋政策；加上2003年七一遊行後，聲勢浩大的23條立法被動撤回，港府自此陷入弱勢。但現在香港已經決意「由亂轉治」，也明確了行政主導，所以在經濟上有充分條件，可以嘗試走向「大政府引導大市場」、「協商型指標式規劃」。為此，政府要打造的規劃部門，應該成為供需兩方的協商平台，綜合意見，包括官方民間機構的經濟調查結果，以制定長遠供求規劃，積極引導私營資本，籌畫各類產業長遠發展，防止私人投機囤積和圍標。

內地的五年規劃與發展經驗已經充分證明，社會經濟發展規劃，不僅應該關注GDP增長，內地方面也曾因為提拔官員時「唯GDP論」而忽視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日本其實也一樣，曾經也因為過於強調經濟發展而出現大量水銀中毒等「公害」(污染) 事件。香港同樣可以利用「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的增長和「堅尼系數」的降低為指標，在規劃層面體現更熾烈的「共同富裕」精神，同時向市民解釋特區政府如何調配協調各項社會生產和投資，將生活質量的改善可視化。

參考二戰後法國的「計劃總署」 和日、韓的「經濟企劃廳／院」制度，香港應該設立高階級的「社會經濟規劃總署」，制定總體規劃。該署應派員到中央規劃制定機關，例如「國家發改委」進行交流。各部門應派代表共同組成社會經濟規劃總署，主要應是中央公積金局、發展局和金管局等技術官僚較多的部門。2020年代的今天，規劃者更可以利用AI和大數據，進行一些傳統型計劃經濟體難以辦到的嚴謹數字分析和走勢推測。《社會經濟發展五年規劃》執行單位包括所有政府部門，對福利、醫療、警政等各方面設置發展和「解決問題」的效績目標。例如近期香港社會有一些覺得公共醫療成本上升是「劫貧濟富」的聲音，以及表示內地與香港的生物和藥物等標準相互不匹配等，這類問題就應該用規劃的方式，實事求是地進行回應。

規劃雖然理論上如同《施政報告》一般無須立法會通過，但並不是施政報告，就如同內地方面五年規劃與政府報告是相關但實際上分開一樣——而絕對不可以是《施政報告》的疊加。五年規劃比《施政報告》更需要傾聽不同專家及市民的聲音。有見及此，「規劃總署」應設各行業審議會，由各行業勞資雙方與政府代表，直接討論運行情況，磋商發展前景和長期規劃，促成社會各階層之間達至妥協。總署下設與金管局合作的「經濟調查局」，向社會定期發布預測、規劃的《經濟白皮書》，以明確目標、穩定人心、引導市場，如此，即便將來立法會出現更多針對特定政策的反對聲音，至少大家依然有基本共識，能夠以「五光十色」的姿態為市民、為香港、為祖國排憂解難。

基層合作化

社會經濟規劃，很應該體現政府的「關愛」精神。「關愛隊」整合零散資源當然重要，但其實只是一個開端，從長其實一定離不開「合作化」，要激勵基層進行「自救」。歐美的常用手段是低息、審批簡易「微型信貸」 (microcredit)，或為中小企提供消費券；也可以仿效意大利《馬可拉法》 (Marcora Law)，該法規定失業者共同舉辦合作社，可獲預付數年失業救濟，使他們成為自雇者。當然，這就涉及監管機構派員查帳、教導營運、提供技術培訓等，一部份可以由社福機構擔當。

但中國內地、日本等亞太地區的合作化經驗其實也非常值得參考，至少有三種形態可供參考：1. 小商戶內部職工的合作化；2. 商戶之間的合作化，形成生產、信用合作社，達到規模經濟 (scale economy) 的擴大，提供更高的定價能力、規模經濟和金融支持，節省租金和人力成本；3. 社會總體的合作化，即「日本生活協同組合連合會」 (生協) 模式。個人成為合作社員，香港「總協」允許地區「生協」、專業人士「生協」、學校「生協」等組織加盟。

其實習近平主席最近也有重申、提倡以供銷社作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點方法。針對現時本港超級市場價格高昂的弊端和控制物價的需要，生協下應設大型超市和直通國內生產基地及本地農戶的供銷機關，發展產品、採購和物流，為低收入市民提供價廉物美的產品。各方不應該因為聽起來像社會主義就覺得香港不應該嘗試。一個證據就是：日本就成功做了這樣的嘗試。也因此，1978年訪日的中國國家經濟委員會成員，便被日本政府經濟官員告知「日本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社會主義國家」，而筆者所認識的數位早稻田大學的教授，也經常笑言覺得日本很「社會主義」。

客觀上，日本「生協」模式，確實能夠回應「十五五」中很多關於照顧「銀髮經濟」的提倡，而日本因為較早面對人口老化的挑戰，所以已經有頗為豐富的經驗，例如可以提供熟食送到獨居老人和病患家中。這可以舒緩安老院的名額壓力，並增進老年人和病患者的生活素質。另外，考慮到民間長期要求「醫藥分家」，應考慮設置社區醫院和社區藥房，提供價格低廉的醫藥品。合作化了的基層經濟，將可以一站式地整合資源和提供服務，將基層經濟和社會福利更有效地整合到社會經濟的總體規劃內，使之更能評估和引導社會方方面面的發展。

官民革新化

至於「官民革新化」，筆者已經在前文《論香港五年規劃之三：中外培養「規劃思維」的經驗》敘述過大概。沒有優秀的執行者及培養機制，再好的制度也徒然。培訓人才和引入長遠規劃思維刻不容緩，且應該作為一個重點被包含在香港首次五年規劃中。我們其實很清楚有關論點或許會被部分學者認為過於冒進，但我們當然歡迎社會各方斧正我們的觀點，亦樂於回答各方的質疑。事到這個階段，其實需要香港社會各界更多的參與，多多發揮想象力，香港未來才能越來越好。

作者梁明德是「思哲研究所」特約撰稿人，香港理工大學博士後研究員；作者李冠儒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務教育總監。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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