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洩密風波.觀點】全景監視的互聯網還可保障私隱嗎?

撰文: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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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數據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被指盜取5,000萬Facebook用戶信息以幫助特朗普贏得美國總統大選,其僅通過有償問卷的方式獲得27萬Facebook用戶的許可,就順藤摸瓜收集了這些用戶其他好友的信息,遂累積獲得5,000萬用戶資料。
事件再次暴露互聯網時代個人數據安全的問題,並再次驗證互聯網「自由開放」的表象下,藏着「全景監視」式的管治面貌。在「大數據」的監視之中,「個人」實在已無法可逃,而若這種行為不被警惕及應對,「大數據」或會助長極權政體的管治。

事件甫出,沸沸揚揚,始作俑者當然是「劍橋分析」。然而Facebook並不是毫無污點。《衛報》和《紐約時報》共同指出,Facebook本身的技術和管理有巨大漏洞,即與用戶個人有關的信息,未經用戶同意,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有機會被第三方獲取,只要這個第三方得到了用戶「好友」的同意。而公開報道也指,Facebook內部監控程序早在2015年年底就發現相關軟件有下載海量數據的行為,但對方解釋數據「用於學術」,Facebook未加禁止,亦未就此提醒被收集個人信息的用戶,更沒有採取措施提高用戶的信息安全。

令人大跌眼鏡的是,Facebook在3月20日刊登的聲明中僅僅稱說,為數據被濫用遭到「欺騙」而感到「憤怒」,直到3月21日下午才向公眾承認錯誤,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接受CNN獨家專訪時表示「抱歉」。更離譜的是,事件發生初期, Facebook把包括向媒體爆料的「劍橋分析」前員工Christopher Wylie等人的賬號全數關閉,有妨礙言論自由的意味。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也指摘Facebook官方隱瞞事件風險,誤導了委員會。

Facebook行政總裁朱克伯格打破沉默,3月22日在加州總部接受CNN專訪並表示抱歉。

從迴聲壁到操縱網民  互聯網實現全景監視

「01觀點」曾分析互聯網的「迴聲壁」效應,指出在市場主導下,媒體常為爭取及鞏固特定的觀眾群,會根據某種預設的意識形態「製造」出適合的立場和論述,以「迎合」目標觀眾的口味,因此形成一種自我隔離的傳播環境,使輿論動態與社會極化現象存在關連。

而「劍橋分析」事件的嚴重性在於數據公司涉嫌通過與政治的合謀,利用平台的政策漏洞來獲取海量用戶資訊,然後深度分析用戶愛好,繼而有針對性地「引導」用戶,最後影響一個國家的選舉進程。原本沒有既定政治立場的選民,在該資訊的影響下,作出了有利某利益者的選擇。其意味着,進化了的演算法,並非只是在讓人們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東西,更進一步引導人們的行動和決定。人們以為自己在獨立思考,但原來背後有人在「操控」獨立思考,猶如電影《潛行凶間》(Inception)中的場景,只不過換成數據公司將目標信息移植到目標受眾腦中。

「劍橋分析」和Facebook只是整張網絡上的兩個節點,對於生活在21世紀的人們而言,互聯網是一張無形之網,這張網上每一個相交相匯的節點上,都有看不見的眼睛,它無時無刻不在記錄、傳輸、分析個人數據,使得個人在網上無所遁形。數據借前所未有的方式聯動起來,網絡行動看似匿名,但實際上沒有隱私。人們清楚這一點,但難以抗衡這種看不見的控制。

這就是「全景敞視」(panopticon)在互聯網中的升級表現。這個概念來自邊沁的「全景敞視監獄」設計,原指一種圓形或環形的監獄,圓心之處有一座監視塔,塔中人對圓周囚室中的囚犯一覽無遺,由於逆光,囚犯無法得知自己是否被監視,長期處於不安之中。福柯(Michel Foucault)進一步把這種監獄形式作為比喻,形容少數人監視多數人的權力形態。而早在20世紀80年代,互聯網還未滲透到現代社會的每個角落之時,已經有學者預見,互聯網將使得遠程電子監控變得十分隱蔽和便利。

網絡上人們的一言一行都處於被監視和利用的狀態,而在技術的加持下,互聯網不僅僅拓展了監視空間,同樣提升了監視的程度。比起19世紀的囚室,互聯網中實現的監視更加全面,單向透明過渡到全景透明,不僅有少數人對多數人(國家對個人)的監視,更有多數人對多數人(個人對個人)的監視。數據公司利用技術,在監視的基礎上,再分析與使用深層數據,因而更具有排他性的優勢。儘管在調查還未清楚的情況下,現時就說「劍橋分析」操控了美國大選或許太過抬舉,但互聯網允許國家或大型機構精確定位,從而試圖操控人們的思想和行動。

福柯在《規訓與監控》就指出全景敞視凝視概念。被看者會內在化凝視,從而產生內在的規訓,以符合他人的要求。(網絡圖片)

如何逃脫密不透風的網?

政客、政治團體利用大數據分析選情、影響政治議題並不新鮮。在美國,首次在選舉中大規模使用Facebook數據的就是奧巴馬。當時,奧巴馬的競選團隊中,有數十名數據分析員助其籌集競選經費、鎖定目標選民、督促選民投票。在「劍橋分析」為特朗普工作之前,這間公司曾服務於與同屬共和黨陣營、特朗普大選中的黨內對手克魯茲(Ted Cruz)。「劍橋分析」為特朗普工作的同時,希拉里也僱用了超過60名數學家和分析師為她分析選情。選民的數據,無論是線上還是線下,都早已是政治窺視的對象,只是當「劍橋分析」將這種影響擴大到誘導選民的層面,才令人更加直接地看到自己的身份已無所遁形。

如何逃脫這張網的控制?坦白地說,學界並不樂觀。人們曾經以為提供匿名ID就可以逃過一劫,但在最近發表的一項研究發現,MIT(麻省理工學院)的Yves-Alexandre de Montjoye等學者分析了一百多萬用戶在三個月內的信用卡消費數據後發現,僅僅需要四個外部確認信息,數據使用者就能以超過90%的機率識別特定用戶。即是,技術已經可以將匿名ID反向識別。學者和業界仍在嘗試發明新方法提升識別的難度,但他們也承認,新方法暫時仍未是一勞長逸之舉。

即使在法律較為健全的美國,在數據使用上的立法進展仍遠遠落於實踐。美國現有法律強調,只要數據被提前模糊化,個人的身份信息得以隱藏,便可以被視為「安全」的匿名數據集,數據擁有者可以開放其使用權限。數據開放之後有哪些限制?現時美國的法律暫無迹可循。

在福柯的理論中,權力要達到對人規訓(discipline)的效果,即讓人「習慣性、無思考的遵守」,並成為日常生活的實踐意識,其核心在於是否存在規範(或說紀律)。也許我們唯一可以慶幸的是,今天的互聯網還未有「唯一標準、應被推廣」的言論。只是當我們在享受技術帶來的便利時,也應了解有人透過技術(互聯網)監視我們。只有了解技術的邏輯,了解它將會如何影響我們的思維,乃至行動方式,我們才能更好地面對技術帶來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