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痛藥成毒品 「新鴉片戰爭」是誰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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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1/12)在G20的中美元首晚宴上,兩國領袖同意為貿易戰降溫,達成90天「停火協議」。框架協議除了有特朗普最關心的農業、能源、工業等貿易議題,亦有涵蓋鮮有提及的藥品管制——中方同意將鴉片類藥物芬太尼(Fentanyl)列為受管制藥物。此舉正回應特朗普早前表明,美國必須阻止「廉價又致命的芬太尼從中國湧入」的指控。

不過,中國國家禁毒委員會一名高級官員已反駁指控沒有證據,並稱特朗普的評論「不可接受」且「不負責任」。同樣重要的是,不論孰是孰非,特朗普誓言要阻止芬太尼從中國傳入,反映他忽視了禁毒運動的兩大問題:一是從「供應源頭」打擊濫藥的效用;二是販毒者的生活迫人。若特朗普無法解開徵結,續諉過他國,長遠而言,也是治標不治本的下策。

特朗普早在2017年10月宣布,美國鴉片類藥物危機是全國性公共衛生緊急事件,還說美國必須阻止「廉價又致命的芬太尼」從中國湧入。同年11月他與習近平在北京見面時,兩人便討論到這項危機。2018年8月,特朗普再次在Twitter上稱,芬太尼正通過郵政系統從中國湧入美國,呼籲參議院儘快通過 STOP 法案,杜絕毒品危機。圖為特朗普2017年11月訪問北京時發表演講。(VCG)

毒品戰早有前科 從源頭減毒可行嗎?

雖說鴉片早在美國內戰時已經盛行,但隨嬉皮士和反傳統文化運動蔚然成風,加上不少士兵在越戰身心受創,染上了吸食大麻和海洛因的惡習,美國在上世紀60年代,迎來了第一波濫藥高峰期。有見及此,1971年時任總統尼克遜發動了「毒品戰爭」(War on Drugs),更宣稱「美國的頭號公敵是毒品,為了壓制和擊退敵人,有必要發動全面攻勢」。在尼克遜主政時期,美國對毒品的打擊面已從需求擴大至供應層面,劍指中、南美洲的毒品供應鏈。

誠如尼克遜自己亦曾指出,「只要市場有需求,自然有人會願意承擔風險,滿足需求」,這句話同樣適用於美國的反毒政策。尼克遜不僅在1973年成立了緝毒機構,亦在美墨邊境發起了攔截行動,試圖迫使墨西哥政府有所作為。最後,美國政府以雙邊貿易作「籌碼」,成功大幅減少墨西哥供應到美國的大麻數量。可是,最後哥倫比亞卻取代了墨西哥,成為美國主要的大麻供應國,整體供應未見明顯減少。

芬太尼不僅製作工序更為簡便,而且獲利空間極大。生產1000克芬太尼需要5000美元(約3.9萬港元),可製成一百萬劑藥片。以每片20美元(約156港元)出售,即可獲利20萬美元(約156萬港元)。以上特點令芬太尼在市面上廣泛擴散,藥物濫用情況愈見嚴重。(VCG)

「毒品戰爭」不但未能制止毒品流入美國,同時更為中、南美洲諸國帶來連串的社會動亂。例如,列根上台後採取「零容忍政策」,把戰線擴大至哥倫比亞、尼加拉瓜、哥斯達黎加等國。不過,有文件記載列根政府和中情局(CIA)執迷於推翻尼加拉瓜的左翼桑地諾(Sandinista)政府,與當地的反對派武裝分子「合謀」,表明只要他們支持白宮的政策,美國便會容忍販毒活動。後來,美國官方的調查報告更指明,「因怕危及尼加拉瓜的內戰努力(註一),主政中美洲的官員未能解決毒品問題」。

多年已過,歷史已證明「毒品戰爭」根本無法徹底從供應面上,解決濫藥問題。「毒品戰爭」的客觀結果只是迫使毒販改以更具「創意」、更多元化的手法販毒,如美國封鎖了巴拿馬的物流渠道後,哥倫比亞的毒販便改經墨西哥,從陸路(或地道)偷運毒品到美國;結果,持續多年的「毒品戰爭」只換來不升反跌的吸毒人數;更甚的是,有學者指出,美國緝毒局(DEA)的執法行動,同時為中、南美洲多國帶來更多的暴力罪案和違反人權的情況(註二、三),故「毒品戰爭」難言是有效的對策。

事實上,北京方面已意識到問題嚴峻性,並積引進國家管制。中國迄今將170種新精神活性物質列入管制。其中,國際社會關注的芬太尼類物質中國已列管25種,超過聯合國列管的21種。此外,中國還積極參與聯合國毒罪辦「SMART項目」、國際麻管局「離子項目」,以打擊跨國販毒活動。圖為緝毒犬在機場檢測過關貨物。(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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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枝難解毒品泛濫 貧窮是一切根源

點出「毒品戰爭」的失敗,並非是認為當局應以消極、悲觀的政策和態度,應對日益嚴重的濫藥問題。反而,要根本解決潛藏在社會逾百年的問題,必須審視脈絡,反省現有的缺失。儘管這觀點實為老生常談,但長遠卻是最有效的藥方。

一如正常的經貿活動,毒品交易已構成了一條全球供應鏈,主要由發展中國家生產製毒原料、加工,再走私到發達國家。對於阿富汗、秘魯、哥倫比亞這類「出口國」而言,大量農民願意種植鴉片、可卡因等原材料,並非因為他們不知所製毒品在遠方的禍害,而是此等農作物能使他們在短時間內脫貧,才會甘願接受毒販擺布。故單靠槍枝,根本難以徹底根治毒品問題。

在矮仔還未完全壟斷墨西哥毒品市場前,他每年就已經賺取至少30億美元,他在2014年更聲稱親自殘殺了2千多人。(VCG)

那麼發達國家的情況又如何呢?就以美國的情況為例,雖說當地經濟遠比發展中國家發達,但相對貧困同是誘使人們鋌而走險的原因。須知,農民定不可能直接把毒品送到消費者手中,而須經過販毒組織設立的批發商、零售商、個體賣家。不少國家的毒品條例甚嚴,阻嚇力不低,但為何依然無法消除這條毒品供應鏈?在社會貧富懸殊、資本監管不足的大環境下,腳踏實地工作的人,是最受資本家剝削的群體。對於他們來說,販毒不但可以「一夜脫貧」,更能扭轉貧賤的社經地位,改變人生,故鋌而走險的原因並非單單是走捷徑、享榮華的「自由選擇」,背後亦有其社會學解釋。

事實上,正如特朗普的政治修辭一樣,不少當權者把毒品泛濫的責任推卸到供應國,卻無視了問題的結構成因,就如早年美國成功把墨西哥毒梟「矮子」(Joaquín Guzmán)引渡至美國受審,解決了政治壓力,卻無助緩解國內濫藥的情況。再者,芬太尼本為鎮痛劇,有合法的醫療用途,只是人們抵受不住誘惑,才會使其成為「毒品」。因此,特朗普把責任推到中國,不但是轉移視線,同時亦與前人一樣,誤以為堵截供應就是解決問題之道。

註一:冷戰時期美國對區內、以至全球的社會主義運動極為敏感。FSLN(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上台後,卡特(Jimmy Carter)迅速調配財政和軍事援助,支持被推翻的蘇慕薩家族,引發新一波內戰。列根上台後,更無視國會禁令,增加對反桑地諾派系(The Contras)的軍事援助。

註二:Bartilow, Horace A., and Kihong Eom. "Busting drugs while paying with crime: The collateral damage of US drug enforcement in foreign countrie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5, no. 2 (2009): 93-116.

註三:Bartilow, Horace A. "Drug wars collateral damage: US counter-narcotic aid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Americas."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2014): 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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