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佩奧為伊朗制裁解話 「美式偽善」盡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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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退出俗稱「伊朗核協議」的聯合全面行動計劃(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JCPOA)後,不少中外評論員都把此舉理解為特朗普對前任奧巴馬的鄙視,借推倒前朝政績樹立威信。未幾,局勢又因美國單方面對伊朗石油出口實施制裁而升溫。近日,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就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撰文,向外界解釋對伊朗政策轉向的目標和手段。雖然蓬佩奧把這套外交政策命名為「特朗普主義」(Trump Doctrine),但箇中的理據仍屬舊酒新瓶,難掩多年來美國在中東追逐霸主地位的野心,其裁制準則更是難言客觀公允。

美國制裁伊朗的指令,將於11月4日生效。(路透社)

制裁是建基於「國家安全」 還是「國家利益」?

蓬佩奧指出,特朗普上任後扭轉對伊朗的立場,是因奧巴馬所採用的政策不但無法阻止伊朗發展核武,更令伊朗在伊拉克戰爭後乘勢而起。反而,他認為特朗普退出JCPOA,可為「長期受困擾的當權者,創造了一個和平解決國家安全問題的機會」。「國家安全」四字固然是美國在內政、外交事務上的常用詞匯和理據,但問題是,伊朗對美國製造了何等的「國家威脅」呢?

跟過去的美國總統一樣,蓬佩奧在文中以1979年伊斯蘭革命,作為當代美伊關係的論述起點。蓬佩奧認為,自那時起「該政權就一直推動革命思想⋯⋯而伊斯蘭革命衛隊成立的特種部隊(Quds Force),負責出口革命思想到國外⋯⋯結果,在過去40年間,該政權(在中東)種下了大量破壞和動亂的種子」。可是,把時間軸置於1979年作始,不但有礙理解伊朗發展核武的動機和其外交舉動,亦是以偏概全、「剪貼論述」之舉,不過是用以配合官方的政策目標。

「伊斯蘭革命衛隊」受到伊朗人正面評價。(Getty Images)

須知,當代美伊關係的變奏,是1953年美國中情局與英國軍情六處聯手策劃軍事政變,推翻時任民選總理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q),以報復他把伊朗石油業國有化,令美國失去了支配中東能源供應的地位,這才間接激發後續的伊斯蘭革命,令巴勒維王朝倒台。連同美國在兩伊戰爭(1980-88)意欲借力推翻伊朗政權、暗中資助獨裁者薩達姆(Saddam Hussein)兩事可見,雖然德黑蘭秘密發展核武有違國際共識,但在國際關係101中,保護政權穩定實為首要任務,故亦應把此脈絡置於討論當中。

反觀,更重要的問題是落在伊朗如何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美國的官方文件經常調用此詞,來正當化、合理化不同的政策,但關鍵在於美國從來沒有就「國家安全」定下清晰的闡釋。若「國家安全」是指伊朗入侵美國的話,其謬誤已可見於美國國防部的解密報告。報告寫道:「伊朗的安全戰略仍然專注於防衛,並繼續援助反對美國利益的政府和團體。」換句話,在看待官方文宣時,「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是可互相替代,即是現今伊朗的外交活動,撼動了二戰後美國—沙特—以色列在中東建立的利益同盟,才會被建構、打造成美國的敵人。

伊朗民眾在每年11月都會到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外示威,紀念伊朗人質危機爆發。該事件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發生,長達444天,事件亦為華府與德黑蘭政府之間的惡劣關係展開序幕,至今仍沒有改善迹象。(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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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準則雙重標準 可見美國偽善

蓬佩奧除了用「戰略計算」來包裝特朗普的「Twitter治國術」,還嚴辭批評伊朗人權狀況,作為經濟制裁的原因。文中指出,「特朗普政府將繼續揭露(伊朗)政權的非法收入來源、惡意活動⋯⋯和野蠻的壓迫」,並指出伊朗民眾有權得悉政權的所作所為。平情而論,伊朗一如區內其他國家,其管治手法確有違反人權,但此能否上升至經濟封鎖的理據,卻是值得商確。

事實上,蓬佩奧提及有關伊朗的罪狀,在中東諸國比比皆是。先撇除親密盟友沙地對異見記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劣行,埃及在打壓公民自由上的「成就」,也跟伊朗「不遑多讓」。據人權觀察指出,自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上台後,「政府對異見者採取零容忍政策,通過了壓迫性的法律」;當局更在「打擊『恐怖主義』的藉口下,對執法部門濫用權力的行為幾乎是完全視而不見」。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周三(10月3日)宣布,美國將取消與伊朗1955年簽訂的友好條約,並指摘德黑蘭為美軍伊拉克任務的威脅。(路透社)

可是,世界警察不但未就塞西違反人權而提出制裁,反而卻似是「論功行賞」,續向埃及提供軍事援助。早前,蓬佩奧去信給國會,解釋為何美國要繼續向埃及提供援助(註一)。最令人感到荒誕的是,此信並沒有「政治正確地」向議員確保「人權正在改善中」這類官話,卻反而花了不少篇幅描述埃及政府的暴行,包括法外制裁、不公正審判及審查制度等,當中更坦言「埃及的整體人權狀況繼續惡化」。然而,國務院在回應這份外洩文件時,卻指「加強與埃及的安全合作,對美國國家安全至關重要」。問題是,既然兩國同是違反人權,為何美國可對埃及提供軍事援助,卻反過來封鎖伊朗經濟呢?兩者的「國家安全」又是暗指甚麼?答案顯然而見。

在此重申,本文無意為伊朗國內的人權爭議開脫,而是要點出美國在外交事務的偽善之處。近年,不少學者、評論員眼看特朗普的單邊主義舉動,都搬出一套「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已死」的論調。他們要不是強調美國過去在維持世界秩序的角色,就是呼籲歐盟領袖填補空缺。須知,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不單是指多邊主義、重人權和民主協商(聯合國),箇中更有國際法法治的意義,即國家須按單一的「遊戲規則」行事,不容雙重標準,更不是誰和誰領導秩序的命題。美國在伊朗沒有違反JCPOA下制裁伊朗,試圖以經濟手段拖挎政權,這不是「經濟侵略」又可是甚麼呢?

註一:蒂勒森(Rex Tillerson)「被辭退」前,曾利用法律渠通,阻止美國向埃及提供總共1.95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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