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後的沉思】娜拉出走以後? 反思香港女性職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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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百年,當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五四運動的民主、愛國、科學層面探討時候,卻鮮少有人注意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追求婦女解放的一面。講求經濟獨立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婦女解放的重要一環:呼籲女性走出家庭,走入職場,進入社會。然而,新文化運動時期,職場新女性面對環境卻不容樂觀。當時的社會在狂熱的呼籲下並沒有予以相應充足的準備以支持女性步入職場,因而引發了重重問題。100多年後,當香港的職場女性佔到了總勞動人口的49.46%時,香港的社會依然沒有予以娜拉們充分的支持,娜拉出走後的悲劇依然在香港上演。

《玩偶之家》爲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劇中女主角「娜拉」在看透了與丈夫的兒戲婚姻後,憤然出走,追求獨立自主。 該劇1879 年首次公演後得到熱烈回應。尤其是在1918年6月,五四運動前夕於中國上演後,引起巨大反響。娜拉也被奉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追求婦女解放的經典形象。

《玩偶之家》落幕於娜拉離家出走的關門聲中,對於娜拉出走以後如何?劇本沒有提。因此,在當時轟轟烈烈的學娜拉風氣中,魯迅於北京高等女子師範學校發表演講「娜拉走後怎樣?」,他認為娜拉因為沒有厚實的經濟能力,結局不是墮落就是回家,「所以為娜拉計,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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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女性就業的困境

經濟獨立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婦女解放的重要一環,呼籲女性走出家庭,走入職場,進入社會。然而,新文化運動時期,職場新女性面對的環境卻不容樂觀。在狂熱的呼籲下,社會環境根本沒有予以充足的準備以支持女性步入職場,因而引發了重重問題。比如走進職場的女性更多的是被看成由「家庭中的小鳥兒」變成了「辦公室和商店裡的花瓶」。即便到了1935年,《中華日報》上仍刊載著如此評價女性進入社會工作的言論:「從前的女性只是一個男人的玩物,近代的女性從家裏搬到辦公室供大家賞玩」,又比如1935年《新民報》中刊載的《機關裡的花瓶》寫到當時大部分聘用女性的工作只是講女性視為裝飾的「門面」。

同時仍有許多人在觀念上難以接受女性出外工作,並對她們多有微詞。比如廣州茶樓出現的女招待群體,原本相當於女侍應的角色,《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 卻記載她們被不少人視為「都有私娼的性質」。這種歧視甚至化為了她們工作中的實質侵害:

女招待的職業環境也很複雜,除了履行自己的工作職責外,還得與形形色色的茶客周旋。面對顧客的調戲,女招待只得忍受侮辱,強顏歡笑,不能公然反抗,否則激怒茶客影響了商家的利益,就會面臨被解雇的危險,從而淪落到更慘的地步。一些茶樓為迎合男顧客的需要,還專門設立雅座,以便茶客與女招待『談心』。在商家的壓力下,女招待『不能不投東主之好,放浪形骸,以與座客周旋』,假如她們拒絕顧客 的接近或者抵制這樣的行為,就會失去工作。
李淑蘋、江芬《民國時期底層職業婦女探析——以廣州茶樓女招待為個案 》

因此由於社會觀念並未徹底改變,社會中也沒有提供足夠的支援和保護,大部分的工作不僅沒有讓「娜拉」們自立自強,更讓她們走出家庭,開始工作後遇到種種歧視、不公,成為她們實現自我價值的阻礙。因此,想要女性走出家庭,參與工作,社會環境的土壤是否合適至關重要。

香港社會缺乏女性職場友好的土壤

然而,一百年後的今天,香港總勞動人口中49.46%為女性勞動力時,香港的社會依然沒有予以香港的娜拉們充分的支持,娜拉出走後的悲劇依然在香港上演。

思想觀念上,女性所面臨的職場歧視依然數不勝數。比如立法會的一份研究報告寫到「外傭有助釋放大量本地已婚女性的勞動力」,然而這句乍聽上去毫無問題的描述隱藏了社會對女性不公的性別刻板印象——家庭工作更應由女性負責。類似的問題也反映在婦女事務委員會進行的《香港的女性及男性對婦女在家庭、職場及社會的地位看法》調查中。調查顯示仍有50.4%社會人士認為「女性該著重家庭多於工作」,以及38.9%受訪者贊同「男性的工作應是賺錢,女性的工作應是打理家居及照顧家庭」。

從各方統計的男女勞工的收入情況也能體現女性在職場上難以得到公平的對待。根據政府出版的《香港女性統計數字2017》,女性幾乎在所有職業內的收入中位數都較同職業的男性低。這種差距仍在拉大。據香港職工會聯盟的數據,督導級、技術員級、文書級及其他非生產級僱員而言,女性的平均每月薪金仍低於男性,兩者差距在2010年後開始擴大,在2016年第3季,女性僱員平均月薪僅為男性的87%。民國時期多將在職女性視為「花瓶」的輕視,和如今同一行業女性中位數卻比男性低,是否有異曲同工之處呢?

就業人士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來源:《香港女性統計數字2017》

根據婦女委員會的最新的統計可見,女性參與工作比例主要由30-34年齡組別開始下降,即大概可以推測婚姻和家庭或是影響女性外出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婦女委員會的調查則印證了這一猜測。調查發現現時沒有工作計劃的女性,主要原因是「需要照顧家人」、「需要做家務」等,即家庭崗位和責任是窒礙女性尋找工作的主要原因。

然而對此,香港社會卻並沒有提供足夠的支援。當鄰近的韓國於2014年開始推行每天可減少兩小時工作時數,職工會聯盟至今仍在為苦苦爭取修訂僱傭條例,保障懷孕合約工。各區托兒服務供不應求,窒礙了媽媽們的職場夢。缺乏立法保障的媽媽們的彈性工作時間和家庭照顧假期,給她們帶來重重不便:餵奶、小孩因為疫情停課、因各種突發情況需要請假等等。

腹背受敵的香港「娜拉」們

縱然如今婦女參與工作的比例、選擇範圍和自由度遠較五四新文化運動後來得高;如今女性參與工作面臨的具體困境也與五四新文化時期不完全一樣。但在本質上來說,今天和過去的主要問題都在於社會思想和具體保障、支援上並沒形成合適的土壤,以歡迎、接納這樣的一個群體。

而值得警覺的是,相對於民國只有少數的走出家庭的「娜拉」而言,如今香港的在職女性比例已過五成。香港主流女性群體已然成為出走的「娜拉」,而社會卻依然沒有準備好,以至於女性既在外盡男人所盡的社會指責,又於內承擔了傳統的家庭角色,變得左右為難、不堪重荷。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僅僅依靠婦女的自強,更要整個社會為她們準備合適的思想土壤,適切的支持作為肥料,才能在此真正的紮根、發芽、結果。

「你把你最神聖的責任扔下不管了?」她的丈夫海爾茂震驚而不解地質問;

娜拉:「你說什麼是我最神聖的責任?」

海爾茂:「那還用我說?你最神聖的責任是你對丈夫和兒女的責任。」

娜拉:「我還有別的同樣神聖的責任。」

海爾茂:「沒有的事!你說的是什麼責任?」

娜拉:「我說的是對我自己的責任。」

海爾茂:「別的不用說,首先你是一個老婆,一個母親。」

娜拉:「這些話現在我都不信了。現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人,跟你一樣的人,至少我要學做人。」

——摘自《玩偶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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