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威潮揭示千瘡百孔 官民須正視經濟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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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浪潮」席捲香港,揭示了繁榮背後的千瘡百孔。現時局勢稍為平靜,各界紛紛出謀獻策,其中提倡重啟政改者不乏其人,普選或將成為未來數年的主要議題。回歸二十二年,四任特首的管治能力、認受性均強差人意,重啟政改或許有助重建管治團隊威信,是當做的事。但必須認清,結構性經濟不公也是社會問題的根源,如果各界對此視若無睹,就算落實普選,市民的生活也難以改善。

1984年12月19日,戴卓爾夫人在北京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確定香港回歸。(資料圖片/視覺中國)

民主是個好東西,但卻不是能醫百病的仙丹。早於1984年,中英草簽《中英聯合聲明》前後,已經有人思考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內涵問題,其中,一些主張民主回歸的學者如政治經濟學家曾澍基,除了建議設立民主制度,還提出應改革香港的放任自由經濟,這種見解至今仍彌足省思。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的第五款承諾「香港的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在當時的大環境下,為免香港人心惶惶,許下「不變」的承諾並非毫無道理。但社會環境不斷變化,假設制度一成不變,顯非理性。更何況,自由放任市場在英殖時代已然問題叢生,成為社會的潛伏危機,為了穩定而不去正視箇中問題,實屬一葉障目。

在香港近年的社會運動裏不時看到英國國旗高揚,反映了小部份市民的戀殖心態。「一國兩制」實踐二十二年來確實未如人意,但若因此視殖民地為烏托邦,其實與官員對香港種種問題熟視無睹一樣,只是自欺欺人的一體兩面,曾澍基在1985年出版的《香港政治經濟學》頗能切中時弊,道出殖民時期的社會問題。

自由放任經濟問題叢生

至少教科書會這樣說,香港的繁榮是從殖民地時期開始的。但左翼經濟學家會問,英式自由放任經濟是否能夠為人民帶來幸福?曾澍基在〈誰在吃免費午餐?〉一文指出,1961年香港的堅尼系數為0.49,到了1971年,香港工業發達,堅尼系數只稍為下降至0.44,同年日本、韓國、台灣的數字分別為0.39、0.36、0.31,到了1981年,香港的堅尼系數卻上升到0.45。1971年及1978年,最高收入的10%家庭所得佔全港總收入比率分別是34.6%、37.2%,同期,最低收入的20%的家庭所得佔全港總收入比率分別只有6.2%、4.5%。

不少人會說,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經濟起飛是一場奇蹟。但經濟繁榮背後,卻不能為整體人民帶來幸福。香港政治制度不民主固然是值得提出的問題,香港的經濟不民主,同樣不能忽視。香港的一次分配不均,在二次分配上政府也少有作為。曾澍基在〈是將財政預算現代化的時候了〉指出,香港的預算案只是一份短線的理財帳目,這令壓力團體只關注年度開支增減,未能從長遠規劃作出批判。政府的財政雖然極其穩健,就算在八十年代中期面對赤字,財政儲備卻仍綽綽有餘。

曾澍基另在〈港府陷入了結構性赤字危機?〉一文中指出,當時「港府財政狀況之『佳』,幾乎舉世無匹」,但政府在再分配上卻少有作為。字面上看,在1972到82年間,政府的社會服務支出平均年增長為32%,但曾澍基也指出,由於港府本來就沒有什麼針對財富的「再分配」,故在實施措施後市民的財富收入比例仍然懸殊。

香港貧富懸殊嚴重,由居住環境已可見。(資料圖片)

就算不從勞福的角度看,香港的經濟又真的「自由」嗎?曾澍基在〈「港人治港」的第二步〉指出,以資產總值計算,置地、怡和、太古集團、太古地產佔去當時頭五位中的四個,牢牢掌握地產、貿易、航空等產業的主導地位,其他國家的企業「雖然憤怒幾形於色,亦無可奈何」,與自由競爭的理念背道而馳。

不合理事物應被揚棄

曾澍基一度期望回歸是改革自由放任市場的契機,他在〈如何探索香港未來〉中明確指出,為突出高度自治,《中英聯合聲明》強調社會、經濟的不變無可厚非,但「事物不斷變化」,且「合理的事物自然要發揚光大,不合理的事物亦必須拋棄或予以改革」。

距離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已有三十五年,合理的事物有否被發揚光大?不合理的事物有否被揚棄?今天,香港的貧窮人口近百萬,政府財政開支仍緊守所謂量入為出原則,特區政府雖就《競爭法》立法,但競爭事務委員會卻猶如無牙老虎,對照殖民時期的社會問題,市民並不感到恍如隔世,甚至感到似曾相識。

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不民主的政治體制是香港社會問題的癥結,甚至連一些建制派如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也提倡重啟政改。但相信不少人都記得,在2007年特首選舉,民調顯示曾蔭權與公民黨成員梁家傑競選特首,曾蔭權獲得壓倒性支持,在民主選舉也可望獲勝。那麼,曾蔭權在任內稱得上善治嗎?其任內不乏嚴重損害中下階層權益的政策,如領匯上市、未有適時重建居屋、甚至一度建議為生果金增設門檻,等等。如果他日普選,又是否會出現另一個曾蔭權?

當然,如果有普選,我們可以在下次選舉投票拉倒不稱職的特首,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制約他,令他不敢任意妄為,但如果市民根本認識不到社會的問題根本在於經濟不公,甚至以為民主是社會問題的唯一癥結,恐怕香港只會被另一個曾蔭權再耗損數年。

「六月浪潮」猶如當頭棒喝,也許令京港官員都覺得要做點事,但如果他們片面地認識香港問題,社會積弊不但得不到解決,更只會令民怨愈滾愈大。無論管治者還是人民,都必然冀望社會繁榮,但過去所謂的繁榮,其實根基不穩,背後甚至滿目瘡痍。中央、官員、政客、市民是時候痛定思痛,完整認識香港問題的根本所在,才有機會邁向真正的安定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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