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封城」之辯 不應以意識形態畫地為牢

撰文:評論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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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疫情嚴重,意大利周日(8日)實施全國封城,該國外交部長主動聯絡中國,稱要學習中方經驗對抗新冠肺炎傳播。意大利仿效中國採用猛烈措施,與很多不願行動的西方國家形成鮮明對比,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強大的迴響。《紐約時報》的報道以「為了控制疫情和擊敗病毒,與西方民主基本價值有所衝突的政府限制性措施可能是必須的」評價意大利此舉。驟眼所見,新冠疫情成為了西方反省民主價值一些問題的契機,然而假若我們認真思考,問題又是否如西方媒體所引導的那樣呢?

西方並非沒有緊急機制

幾乎所有人都會有先入為主的想法,認為西方民主社會重視人權與個人自由,不可能採取封城。世衛訪問中國專家組組長艾爾沃德(Bruce Aylward)在2月舉行記者會時,鼓勵世界要學習中國抗疫的方法,西方記者馬上就充滿疑問地認為這在西方國家行不通。若長久沉浸於政治意識形態的論述,很多人看待問題很簡單輕易地就會提升成為政治理念問題,認為西方因為重視民主自由等價值之類而不可能如此之類云云。但艾爾沃德作為一個科學家,卻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你打算舉手投降嗎?

艾爾沃德是加拿大人,是生長於「自由民主」土壤的人,當他認為可以大規模強制隔離並提出這樣的反問時,或許意味着抗疫與民主自由未必一定有衝突。事實上,大部分的西方社會其實都有緊急動員體制,能賦予政府有足夠的權力應付戰爭、大型公共衛生、天災等緊急事態。這些權力往往都認可對個人自由作出一定限制,而且也是法律上可行的。這都足以證明,西方社會並非沒有應對緊急狀態的機制存在,即便是「封城」也好,限制自由也好,也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

世衛組織總幹事高級顧問艾爾沃德(Bruce Aylward)表示,中國的方法被事實證明是成功的方法。(新華社)

「民主」成為政客卸責藉口

既然有制度存在,那又為何不使用呢?的確,西方社會普遍對政府運用緊急權力有所忌諱,這可能與西方經歷過法西斯政府極權的禍害有關。但即便如此,運用緊急權力並非什麼不可能的事,往往視乎問題的嚴重程度。美國立國以自由為理念,在二戰時還不是可以開動國家機器?更誇張一點說,歐美電影中經常出現「喪屍」的情節,如果真的爆發如此災難性疫病危機,相信再民主、再重視個人自由的社會都不會否定政府要採用極端手法應對。

像當下意大利的情況,疫情已相當嚴重,封城自然被認為是合理之舉。但如果將時間倒推兩周,意大利在2月23日確診132宗,當時提出要封城恐怕會引起很大的民意反彈。如果作出嚴厲措施後,疫情不似預期般嚴重,政府很可能會因為對自由限制和破壞經濟等原因而被問責。這種責難或許在西方社會較常見,但並非只存在於西方,在亞洲甚至中國亦是如此。即便很多人認為中國是「專制社會」,但貿然作出過激政策而令經濟及社會蒙上重大損失,也不可能沒有任何後果。

在西方社會,「民主」很輕易就成為了政客逃避責任的理由。當民意普遍不將疫情視為問題時,那政客跟隨民意走總不會錯,一旦出現問題,也可以辯稱為「尊重民意」。本周四(12日),英國首相約翰遜宣布政府將放棄手段控制疫情擴散,被醫學界猛烈評擊為「放棄治療」及置民眾生死於不顧,究其原因,不就是他擔心採取嚴厲措施可能帶來重大的經濟及社會傷害,不願負起責任?

歐洲防疫措施:英國首相約翰遜3月12日表示,有人將新冠肺炎與季節性流感相提並論,這一說法並不正確,更警告疫情會繼續擴散,「將有更多家庭提早失去所愛之人。」(AP)

「封城」其實是治理問題

西方社會難以對疫情下快速決斷,根本原因很可能並不在於民主自由的制度,而是政客不願冒政治風險、利用民意自我掩飾的取態。《紐約時報》周四(12日)的社論以「現在是時候宣布國家緊急狀態」為題,當中「現在是時候」值得我們思考。如果「現在是時候」,那為什麼之前「不是時候」?疫情是否要到達很嚴重的情況,社會民眾才意識到要「做更多」?

與歐美國家相比,香港處理新冠疫情整體不算差,主要是因為經歷過2003年沙士(SARS)的痛苦經歷。無論是為政者和市民都「經一事長一智」,在疫情未成氣候時已積極應對。但這很可能只是因為我們有所經歷,而非領導者決斷力所致,只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西方社會自1918年大流感後,已有一個多世紀未經歷過如此大的疫情,而為政者又欠缺先見之明,其應對緩慢也許是意料中事。

抗疫是否及時,如何能提早判斷該用什麼手段,往往就取決於當政者的識見、判斷、以及勇氣。這本質上並非是意識形態問題,而是治理是否完善的問題。《紐約時報》論及意大利封城時指出有時民主自由的理念要作出讓步,只怕是畫地為牢,將問題鎖於政治意識形態之內。

意大利封城之後出現很大的出逃現象。警察和士兵檢查從意大利米蘭火車站出發的乘客進行檢查。(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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