誇談派糖福利 政府應從根本真正扶貧

撰文:評論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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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本周三(23日)發表《2019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指出去年在政府政策介入前的貧窮人口為149.1萬,貧窮率為21.4%。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於翌日解釋,介入前的統計只是理論假設,因為政府推出不同紓緩措施,而且成效顯著,實際貧窮人口為64.2萬,比率為9.2%,較2018年下跌0.1百分點。他直言「描述149萬只有一個作用,就係鬧政府」。
論數字,羅致光也許是對的,但論理念,他卻是錯誤的,因為他這樣等同完全放棄改善社會的一次分配制度,放任貧窮人口產生源頭不顧。再者,單以住戶收入中位數判斷貧窮狀況本身就不夠全面,政府計算時理應同時採納與開支模式掛鈎的貧窮指標,福利政策若能以此為據,基層港人將來才無需要節衣縮食、艱難過活。

香港的貧富懸殊是相當驚人,單單一條相對貧窮線是完全低估香港的貧窮人口。(資料圖片/王君豪攝)

包括公屋福利 羅致光誇大成效

細看羅致光提到政策介入後的9.2%貧窮率,牽涉政策其實不只包括政府的恆常和非恆常現金資助,還包括公屋等須經濟審查的非現金福利項目。不過,計算公屋福利轉移的方法卻存在一定誤導,因為入住公屋不代表能自動脫貧,而且福利具體轉移額受私人租屋市場左右,私樓租金愈高則福利轉移額愈大,計算的轉移額也不會直接讓公屋住戶變得更富裕。由此看來,計入公屋福利轉移的貧窮率恐怕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壓低數字來掩飾扶貧失敗。

固然「五個港人一個窮」是難聽的,難怪政府不想承認,反而強調成功令逾半窮人脫貧。然而政府未能從源頭收窄貧富差距,要靠現金和福利措施扶貧,本身已是失職。這裏所謂源頭是指以就業收入為主的一次分配,這涉及提升最低工資、增加勞工權力、增加勞工技能、產業升級等任務。縱然勞動市場改革不能一蹴而就,但現屆政府依然要重視相關工作,防止日後更多基層勞工陷入貧窮。

回望過去十年,政府過份倚重旅遊、零售、餐飲等服務行業來養活基層在職家庭,這極其量只能令他們獲得工作機會而非真正改善其生活,所以這段期間儘管經濟總量持續增長,但貧窮率僅在中期有所微降後便回升。何況此前年半香港經歷修例風波加上疫情肆虐、旅客停步,港人無心外出消費,服務行業員工更是手停口停。若然港府起初着手產業革新、協助基層轉型,貧富之間收入差距必定沒有今日之大,活在相對貧窮線下的市民也不至於時刻擔憂失去工作。

2009-2019年香港貧窮人口和比率曾經回落,近年回升。(圖片截取自《2019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

統計收入之餘 莫忘統計開支

最後,若要真切掌握本地貧窮狀況,政府除了計算相對貧窮線外,還要了解大眾實際開支模式。這是因為即使住戶收入略高於貧窮線,但他們同樣要應付各類開支,結果很可能也一樣是「月光族」。像是今年新冠疫情導致學校停課,不少基層家庭子女缺乏電腦或其他應付網課的設備,學習進度容易落後同儕,這類家庭未必就會三餐不繼,但他們衡量收入後肯定會在其他環節減省支出,而如此匱乏的學習和生活環境亦會影響兒童心靈和知識發展,長遠來說當然阻礙他們向上流動。因此扶貧政策參考家庭基本開支,才更能夠針對貧窮人口生活需要,而這也是民間團體向來倡議政府制訂基本生活保障線的首要理據,無奈政府始終對此充耳不聞。

羅致光預計今年的貧窮數字在政策介入前很大機會上升,但他依然堅持增加了的各項現金福利仍能帶來顯著扶貧效果。的確政府今年曾經動用數千億計公帑,推行萬元派錢、學生津貼、交通津貼加碼以及「保就業」計劃等措施,不過無數打工族仍然投訴政府的支援未能穩住他們生計,可見相關支援對象根本不夠精準,尤其是「保就業」計劃淪為「保僱主」計劃,而民間倡議的失業援助金政府卻諸多推搪,這究竟如何能達到成效顯著這結論?如此不濟的高官和政府,又抵鬧不抵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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