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尊重多元聲音是大國的應有表現

撰文:評論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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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歐美多國疫情仍然肆虐,最先爆發疫情的中國在一年後大體恢復常態,但疫情的教訓畢竟非常深刻,值得國人在常態之中反思當時的種種不正常狀態,藉以吸取教訓。《香港01》記者上月重返疫情首發地武漢,訪問了因出版《武漢日記》而備受爭議的作家方方。從她的經歷不難看到一些網民缺乏公民素養,腦袋充斥狹隘民族主義,對於哪怕是溫和的聲音也極力抵制。

方方曾任湖北省作家協會主席,屬「體制內」作家。去年年初武漢封城後,她從1月25日起每天撰寫日記,記錄封城期間的所見所聞和心路歷程,直到3月25日為止。原本,沒有人關心她寫了什麼,但4月份其日記將要在海外出版的消息傳出後,輿論便出發現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一些人覺得出版未嘗不可,畢竟這是多元表達,另一些人則覺得方方向西方「遞刀」,對其做法有所保留。

所謂「遞刀」論,歸納起來有兩種:一種相對有邏輯,即西方對中國本來就有偏見,加上疫情確實首先在中國爆發,而湖北官方又確實曾經疏於應對,出版等同向急於向中國追責的西方提供證據;另一種則毫無理性可言,認為出版有違「主旋律」,為了制止出版,上綱上線,指責方方是「出賣國家利益」的「漢奸」,甚至泄露方方的住址,「組隊去武漢殺人」。

狹隘民族主義不可取

第二種說法顯然是情緒式反應,而有這種反應的人,估計也沒有細心讀過《武漢日記》。日記雖然提出批評,但其實相當溫和,記載了食物、寵物、睡眠、朋友之類的生活瑣事,也寫有在武漢建立災難紀念碑之類的感性內容,很難聯想到作者是在挑戰國家利益。按照方方受訪時的說法,六十篇日記旨在實是求是,「希望政府能保持常識以及期待追責,如此而已」。

迄今為止,日記仍然無法在內地出版,或許是因為極左輿論和部份「寧左勿右」的官員阻撓所致。但他們應當思考,多元聲音是否和國家利益必然有衝突。正如方方所說,如果「連對個體的同情都不能表達」,可能「讓西方讀者認為中國的言論空間這麼狹窄」,更嚴重甚至會令人質疑中國「作賊心虛」,這又是不是另一種「遞刀」?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曾經令中國政府和人民手足無措,但憑藉官方逐漸採取有效措施應對,加上人民願意犧牲短期自由,中國最終克服了考驗,這是了不起的治理表現。但一個國家的成就,是否只能以讚美去論證,而不能經受得起批評和質疑?任由腦袋充斥狹隘民族主義,動輒上綱上線,對於中國社會思潮的蓬勃發展,不見得有任何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