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武漢・二|對話方方:被極左撕裂的中國需要包容不同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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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一位曾任中國湖北省作家協會主席的武漢知名作家。一年前,當深刻影響2020年中國和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漢首先大規模爆發,導致武漢封城後,她出於對自己所關心的人民的同情,從2020年1月25日開始每天撰寫日記,記錄關於武漢封城的所聞所見所思所想,一直持續到武漢疫情得到控制的2020年3月25日,筆耕不輟,在輿論場引發現象級關注和共鳴。

2020年4月,方方日記將要在海外出版的消息傳出後,中國輿論場迅速分為兩大陣營,一方支持方方受法律保護的出版權利和自由,稱讚她的日記具有記錄和反思價值,是在給人心和歷史留下一份存檔,另一方則批評方方日記不符中國防疫主旋律敘事,可能會被海外一些人用來攻擊中國防疫。一些極端之人甚至構陷方方,謾罵方方日記抹黑國家形象,喊打喊殺。此情此景,一度讓不少人擔心中國輿論場能否進行温和理性的對話。

2020年12月初,《香港01》記者實地走訪了武漢,與包括抗疫志願者、文化學者、大學教授、民營企業家、普通市民在內的當地人談起了方方。他們當中雖有人對方方日記的個別表述持有不同看法,但總體上認為方方日記在武漢疫情肆虐最嚴重的時候為市民提供了一種信息傳遞渠道,為焦慮、恐懼、憤怒的人們提供了情緒宣泄的窗口。

針對外界不少人批評方方日記抹黑中國國家形象的說法,大多受訪者認為當時武漢人的真實感受遠比方方日記所寫的更絕望和消極,方方已經很克制,沒有把當時最慘最消極的一面寫出來,相反對當時民間情緒有一定程度的過濾,試圖給人民以希望和鼓勵。他們說,那些批評方方日記的人,如果當初疫情肆虐時有在武漢待過一段時間,體會到那種無助和焦慮,想必會改變對方方日記的看法。

如今,距離方方日記所引發的輿論場撕裂已經過去大半年,原先的紛爭和喧囂早已淡去。而對於方方日記,不論各方立場如何褒貶不一,都不能否認方方日記已經成為武漢封城的一個文化符號,是中國整體防疫敘事不可或缺的重要構成。值此之際,香港01採訪到作家方方,和她一同重新審視當初方方日記引發的爭議。

2020年4月,武漢作家方方的封城日記將要在海外出版的消息傳開後,一度在中國輿論場引發現象級討論。(新浪微博@韓東言)

大多官員還是能保持理智 但可惜所有作品無法正式出版

01:2020年4月,你的日記要在海外出版的消息傳出後,引發各方爭議,網絡上一度出現不少攻擊、指摘你,甚至對你喊打喊殺的偏激言論。一些支持、認同你的人,擔心身處輿論旋渦中心的你所承受的心理壓力和煩惱。如今,事情已經過去了一段時間,輿論場也漸趨平靜,你現在狀態如何?有什麼新的感觸?

方方:因為我知道是什麼人挑起這起事件,也知道最初的原因是什麼,所以儘管網絡暴力很兇狠,但我還是可以一直保持冷靜。唯有的一點壓力,是擔心有某些官員急功近利,自動掉進極左的溝裏,並利用極左的輿論對我進行惡意懲罰,或是經濟制裁。這是我不願意遇到的事。但從目前看來,我個人覺得大多官員還是能保持克制和理智,至少堅守了法律底線。或許正因為此,我目前依然可以擁有正常的生活。

只可惜的是,我的所有作品都無法正式出版,無論在國外出版的《武漢日記》(Wuhan Diary)還是我過去的小說散文,沒有任何出版社敢於出版。對於一個作家來說,這種處罰也相當嚴厲和冷酷,說是冷暴力也不為過。儘管我只是在疫情中記錄了六十篇日記,希望實事求是,希望政府能保持常識以及期待追責,如此而已。

坦率地說,我從來不是一個激進的人,也談不上勇敢,大概也從未想到過要去挑戰什麼。多少年來,我都是盡職盡責地做自己的事,無論是寫作、主編雜誌,又或是省內主持文學活動,所有言行,都在規定的範圍之內。我對政治素無興趣,政治學習都是以逃跑為主,除了對一些做得實在不合規則的具體事情提出意見,我也幾乎沒有發表過什麼過激言論,因為那些都不是我關心的問題。

而這一次,面對武漢的這場災難,在那些我們共同的至暗時刻,面對死亡和掙扎在死亡線上的人們,我不過是實事求是地做了一些記錄罷了。或許是我抱以的同情太多,批評政府在疫情早期做得不好太多,而讚美和歌頌得不那麼下力,諂媚和吹捧的程度也不夠高,所以,在政治正確的背景下以及在極左勢力的合力圍攻下,這大概就算是一種冒犯吧。而這樣的冒犯,也是我非常願意的。在那樣的時刻,如果我還假話連天,那我還是個人嗎?而我生活的社會,如果連我這樣的人和我這樣的言論都不能容忍,它本身就有問題,而且是有嚴重問題,嚴重到它真的不配我去如此歌頌和讚美。

2020年初,因為疫情肆虐,中國政府採取了武漢封城措施。圖為2020年1月26日,武漢市身穿防護服的醫務人員在一輛救護車附近幫助一名病人。(AP)

01:關於《武漢日記》,你早前接受採訪時提到「本來就應該是國內先出版」,我們也認同應該在中國國內早日出版,越早越好,多元社會需要這樣的聲音。你剛才說「目前所有國內出版社都不敢出了」,目前是什麼進展?

方方:在目前背景下,國內出版社當然不敢出版。畢竟極左勢力那麼強大,他們一向善於通過輿論要挾各部門。而各部門也真是心甘情願地被這一群極低水平的人所要挾,畢竟以政治正確之名,威懾力非常之大。

極左勢力在做這些事上,真的很專業,所以出版社非但不敢出版我的《武漢日記》,就連我的其他作品,包括過去在國內已經出版過的作品,也全都不敢出版了。哪家出版社的領導不怕極左勢力呢?他們會動員群眾(主要是小粉紅和網絡流氓)去扒人家幾代人,七大姑八大姨都不放過。誰能保證自己的每一個親戚都是冰清玉潔或剛正不阿?當網絡流氓肆意橫行時,退守是可以理解的。

更何況,中國官員寧左勿右已經成為思維定式,只要上面沒有領導人發話,他們明知不對,也寧願被極左勢力所牽引。正所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誰會去講公平道義這類在他們眼裏完全虛無的東西?講的是自己上升的途徑不要被與自己無關的事所誤。這一切,在當今中國的背景下,我覺得我特別能理解。

誰是「遞刀人」?

01:關於《武漢日記》在海外出版一事,當時確有一部分曾支持你的年輕讀者提出了不同意見。這部分讀者的憂思是在於,在當今世界,中國普通人和西方普通人所接受到的關於彼此的信息十分不對等,中國人了解西方的程度超過西方人了解中國的程度,長久以來,西方關於中國的負面報道似乎多於中國關於西方的負面報道。由於缺乏一些客觀公正的「代言人」來為今天正在發展中的中國正名,西方對於中國固有的偏見和歧視依然存在,這導致西方輿論不願意了解全部事實,而更願意看到關於中國的負面消息,並認為這才是關於中國的合理解釋。

這也是一些人認為,你日記的外文版封面被一些曲解的文字所包裝的原因,從而理所當然地把眼下這場疫情更多算在中國人的頭上。
一些年輕人尤其是有過在國外被歧視經歷的人會有這樣的擔憂:在國內應該包容多元的聲音,但在國際輿論場反而不應主動「遞刀」。他們認為你的日記有可能強化西方一直以來對中國的偏見。對此,你怎麼看?

方方:那是他們多慮了。而且他們根本沒有看我寫了什麼。坦率地說,我在國內連異見分子都不算。我的記錄中,也沒有多少過激言論,更無貶低中國的言詞,只是實事求是地記錄疫情中的人和事,表達我的個人悲傷和對一些事情的個人看法。

如果一個受過教育的人,連這個都不能容忍,連這樣温和的批評都認為是貶低中國,那他真是白受了教育。或者說他們所受的教育本身出了問題。

其實很多海外讀者讀了《武漢日記》,最多的觀點是這樣兩個:一是認為中國的抗疫比他們國家做得好,二是這樣的書在中國為什麼非但不能出版,甚至還要大加批判?

所以,我要反問的是:誰是遞刀子的人?誰讓西方讀者認為中國的言論空間這麼狹窄?連正常的聲音都不準存在?連災難中的悲傷都不被允許?連對個體的同情都不能表達?其實正是極左勢力自己。他們只能容忍一種聲音,即官員的聲音。稍與這種聲音有點差異,便要遭到他們的攻擊和辱罵。遞刀子的正是這些人,他們哪裏是愛國者,他們是一群敗國者。

01:你怎麼看待網絡暴力,為何會有這麼多網絡暴力?怎樣才能讓公共討論變得更加友善和理性?

方方:極左勢力是網絡暴力中最多的一群人。他們最重要的特徵,就是不能容忍其他人的意見。他們善於群起而攻之,加上無知小粉紅的加盟,他們幾乎無理性,以惡語攻擊為主,手段多樣,面對這些三觀完全不同,而且只採取惡意攻擊為主的人,沒有友善和理性的可能。更談不上討論,他們有的只是造謠中傷,辱罵和詆譭。

極左的土壤一直都在

01:2017年你的《軟埋》受到極左攻擊,當時你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文學不是階級鬥爭的工具。這次你因為日記,又遭到許多人的批評乃至人身攻擊,其中不乏你說的極左。為何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今天,極左依然陰魂不散?另外,有人說反對你日記的未必都是極左,甚至認為你在反駁批評者時,似乎把極左這個概念放大和泛化了。

方方:改革開放以來,前期極左的聲音是很微弱的。至少我個人感覺,近些年,極左依託中國的左派網站,集結成團隊,在社會上聲音越來越大。這是一群一直對文革懷念的人。

而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們對文革的反思和肅清餘毒也不徹底。比如,歷史課從來都不講文革到底怎麼回事。儘管改革開放,需要人們放下舊事,儘量朝前看,但是舊的價值理念仍然保留着,沒有徹底反思。更兼改革開放中,過於匆忙的政策和執行中的粗糙,也讓底層很多人受到傷害,懷舊,便成為他們安慰自己的一種方式。

改革開放四十年,社會整體上有巨大進步,受益人很多,但是,應該看到受到傷害的人也很多。這些人群對文革模式的懷念、對毛澤東時代的懷念,也是很自然的。極左勢力利用了這些人群的個人情感。在批《軟埋》時,他們便是打着這樣的旗號給我戴上種種帽子。反對我的人當然不全是極左,但對《武漢日記》的批鬥以及對我個人的攻擊正是批《軟埋》的極左勢力挑起來的,造謠和構陷我的人正是他們。

而另有一些人,比如一個以年輕人為主的「帝吧」群體。他們不是極左勢力中人,但與極左勢力走得很近,觀點幾乎相同。去年香港事件中,網上傳播着這樣一段視頻,即內地和香港的青年,在街頭爭論時,內地青年集體爆粗口,很髒的粗口。當然,這可能只是一時衝動,卻得到「帝吧」管理層的盛讚,他們認為愛國是可以公開爆粗口的。

我在微博轉發時,對此事進行了批評,我表示愛國也應該文明。於是他們對我群起而攻之,最終導致我的微博被封。這一次攻擊我的人,第一股勢力是極左,他們挑起批判後,參與的第二股勢力,就是帝吧管理員所策動的粉絲。中國的小粉紅和「戰狼」(比較激進和民粹的民族主義者)很多出自這個「帝吧」。

他們認定我所說的極左是他們,其實他們還夠不上極左。我甚至專門撰文明確說明那些極左是長年活動在左派網站上的人,但是他們仍然堅持認定我說的極左就是指他們。你看,事情就是這樣可笑。是他們自己跳出來說自己是極左,我從來沒有說所有批評我的人都是極左。我的概念是非常清晰的,完全沒有擴大化,更談不上泛化,我完全知道哪些人是極左,哪些人不是。你們產生這樣的看法,提出這樣的問題,想必沒有看到我的原文,與很多人一樣,只是聽人家說的。這是個誤區。

2020年12月31日,在曾經的疫情爆發中心,中國武漢民眾聚集在一起,迎接新年的到來。很多民眾拿着五顏六色的氣球。(Reuters)

中國不該狹隘得經不起批評

01:從疫情爆發至今,包括由你日記產生的中國輿論場的撕裂,一浪高過一浪,甚至出現因不同意見割蓆的現象。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原所長房寧早前接受我們採訪時亦表示:「持不同觀點的人們基本上忽視對基本事實的認知與判斷,統統是價值先行,否定性思維,上綱上線,選邊站隊,這種情況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見過的,但從那以後至少已經逐漸消失了,或者說只在很少人當中存在,但是這次造成了強烈的分歧與對立,真是非常的不幸」。
疫情期間中國公共輿論的變化,你對此有什麼感想或看法?

方方:這樣的局面,是我在記錄疫情之初完全沒有料到的。之所以引發這樣一個社會事件,極左勢力從中起了非常壞的挑撥作用。這個事件發生並非沒有源頭,也並非沒有起因,至少最初的引發並非是價值觀的問題。我前面講過攻擊我的兩股勢力,第三股勢力即是我要追責的利益集團的相關人士。

而第四股勢力便是庸眾,即永遠沒有自己的看法,跟着別人走的人,尤其是隻看官方眼色的人。這些人的價值觀從來都是模糊不清的,永遠沒有自己清晰的想法,只關注官方的態度。而這一次,官方的態度相當詭異,針對我的網絡暴力已經引發很大的分裂,官方卻一直縱容網絡流氓,從某個角度說,是官方有人在支持他們施加這樣的網絡暴力。這也是我和很多有良知的人們在這一次事件中對官方極度失望的原因,想不到改革開放四十年後,我們的官員們仍然如此不堪。

我也是完整地經歷過改革開放的一代人,親眼見到我們的國家從當年的貧弱走到今日的富強,看到我們一層一層地開放。不料時值今日,遇上一場疫情,並且抗疫成功,竟然還是虛弱得不敢面對自己的錯誤,狹隘得經不起哪怕温和的批評。縱是頭腦清醒,也寧可選擇被那些低級的極左人士玩弄於股掌之中,實在是太可惜了。

01:法國作家卡繆(Albert Camus)在作品《鼠疫》中說過,「同鼠疫作鬥爭的唯一辦法就是實事求是」。你在日記中,同樣反覆倡導回歸常識和獨立思考,與加繆的說法不謀而合。你怎麼看待常識和獨立思考之於一個健康社會的重要性?今天中國人應怎樣去建構常識,培養獨立思考能力?

方方:實事求是,回歸常識,獨立思考,也是我在《武漢日記》中一再強調的東西。我在《武漢日記》中曾經寫過一句話:「常識是深刻中的深刻」。很多東西,沒那麼複雜,也不用多說,開放即可。有了開放,方有包容,有了包容,就會有選擇。在沒有選擇的背景下,獨立思考不過是一句空話。

01:長期以來,中國社會對於包括作家在內的廣義知識分子群體,都懷有一種道義擔當或者說公共責任上的期待。武漢封城期間,與你同在武漢的華中師範大學戴建業教授寫過一篇文章《面對方方,我們這些爺們難道就沒一點愧意?》。稱讚你的同時,亦反思多數知識分子幾乎都失聲的現象。
對此,你怎麼看?面對這場如此嚴峻的公共衛生危機,知識分子應該從中反思什麼?

方方:我沒有想到戴建業教授會寫這樣一篇文章,我也非常感謝他的理解和支持,並且,因為支持我,導致戴教授也遭到網絡流氓的攻擊,這也是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也是我們這一代人完全沒有過的人生體驗。

中國有良知有判斷力的知識分子很多,但是在政治正確的大背景下,網絡流氓利用這個,集結成團夥,對公開發聲的人們進行各方面攻擊(包括攻擊家屬),變相要求每一個有良知並且勇於公開發聲的人是一個一生都完美無缺的人,甚至要延伸到他們的家人也必須完美無缺,否則就全部挖出來公開示眾,這樣的方式實在過於下流。這也導致人們無法站出來發聲,這是相當無奈的事。

即使我這樣,自身從未涉及政治經濟領域,家人也沒有從政和經商的人,也能被他們編造一些事情進行栽贓陷害。面對這樣的團夥作案,面對法律的軟弱,所謂的「政治正確」的強悍,知識分子的反思,只能是私下的,而難以公開發布。一旦是私下的反思,這樣的反思,就只能留給後人看了,於當下沒有多少意義。儘管整個社會都非常需要,但是你看不到。

01:你曾擔任湖北省作家協會主席,屬於「體制內作家」。你怎麼看待作家尤其是「體制內作家」這一身份?作為一個作家,你怎麼平衡作為作家的個人與作為人民集合體的國家之間的關係?

方方:我沒有太多的體制內和體制外的概念。無論體制內或體制外,做人的標準應該是一樣的,即要做一個正直誠實善良的人。鑑於這一點,所以我並沒有特別去平衡什麼。我只是認認真真做事,老老實實做人而已。只要這樣做了,我就對得起所有的人,也對得起自己。

《香港01》【重返武漢】系列共由15篇組成,本文為第二篇。

上文刊登於第249期《香港01》周報(2021年1月18日)《對話方方:被極左撕裂的社會需要包容》。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249期《香港01》周報精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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