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六升中周二（7月8日）公布結果，九成半人獲派首三志願，八成半人獲派第一志願，理應皆大歡迎。但即使如此，在皇仁書院等傳統名校門外依然可見大批家長排隊「叩門」。哪怕子女已獲派第一組別學校，但在「贏在起跑線」的觀念驅動下，對教育資源的追逐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正如日前國際文憑（IB）放榜，以及下星期四中學文憑試（DSE）的結果也將揭曉，在這兩星期無數家庭的心情都懸於一紙成績單之上。香港社會本已競爭激烈，有家長又坦言擔心外來專才的子女加劇競爭，難怪不少市民陷入一種集體焦慮，惶恐只要落後半步都會「執輸」。

誰偷走了香港人的家庭快樂？

在升中派位的同一天，香港婦聯公布一項調查結果，顯示本港家庭的快樂指數按年大跌22個百分點，多達四成二的家庭認為生活「不愉快」。超過八成家長表示在輔導子女時面臨巨大挑戰，包括經濟負擔、時間不足，以及因功課壓力而導致親子關係惡化。這份調查可謂印證了放榜日焦慮背後的社會現實：家長白天為生計奔波，晚上回家又要擔心子女在學業上落後於人，結果身心俱疲。

我們不能誤以為這只是基層家庭的困境。正如有家長已為子女報讀直資名校並且獲得取錄，但仍「叩門」期望就讀頂尖官校，原因在於減輕學費負擔。事實上，香港不少中產家庭雖然有能力供養子女讀直資，但開支「一闊三大」，再加上住屋等生活成本，經濟壓力沉重。基層有基層的困難，但可以說中產也有中產的焦慮——他們作為典型的「夾心階層」，有感未來充滿不確定，尤其擔心子女會「階層滑落」。這種不安全感很自然地會驅使他們投入教育的「軍備競賽」，讓子女從小學會十八般武藝。試問在這樣的環境下，還有哪個家庭可以生活得輕鬆愉快？

正視生活成本危機與中產階級焦慮

生活成本危機、中產的焦慮困境，當然不只是香港獨有的問題。美國人之所以選出特朗普，正是因為社會對現狀累積了龐大不滿。特朗普打著支持藍領的名義上台，其施政卻是新自由主義的極致體現。《大而美法案》非但沒有紓解民困，反而為富裕階層和企業提供永久性減稅，同時削減窮人的醫療和食物補助。其政策只服務於頂層而犧牲多數人利益，只會加劇貧富不均，並進一步撕裂社會。其發動的關稅戰以保護本國工人為名，實際上卻推高進口商品物價，最終成本只會由消費者承擔。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加徵關稅令物價上升，另一方面又以《大而美法案》劫貧濟富，兩者夾擊之下，美國廣大百姓的生活根本不可能有所改善。

剛好最近在民主黨控制的紐約市，民主社會主義者的年輕人曼達尼（Zohran Mamdani）一戰成名，極大機會成為新任市長。其政綱——免費巴士、公營超市、可負擔住房與育兒服務——莫不直面紐約人的生活成本危機與中產階級的焦慮。他的崛起證明了不論是紐約抑或美國其他城市，乃至於大洋彼岸的香港，或者其他經濟體，唯有加強公共服務、重建社會安全網，將房屋、交通、醫療等基本生活所需「去商品化」，才能走出社會撕裂的困局。

尋租經濟如何壓垮香港人生活

香港沒有特朗普，但也沒有曼達尼。這個城市的困境和不滿到處可見，由學校放榜、家庭調查、茶餐廳的對話到巴士車廂的疲憊面孔之中。婦聯調查建議政府恢復2500元學生津貼，對於廣大家庭而言不過是雪中送炭。更重要的是，在所謂財政赤字的時期，政府必須展現決心，積極投資於公營教育、醫療、安老和育兒服務，從根源上正視包括中產階級在內的社會集體焦慮。

但須指出，即使是「派糖」措施，也無法解決深層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問題。香港過去數十年經濟發展過度依賴並鼓勵尋租經濟，導致一小撮人透過物業不斷升值而獲利，社會大部分人卻要承受愈來愈不合理的租金和生活成本。現在這種發展模式已經走到盡頭，政府必須大刀闊斧地改革土地政策、產業以至經濟結構，令發展成果更公平、更多人受惠。官員或許無法直接要求業主減租，但試想，如果往屆政府已經引入空置稅，業主今天又豈會不積極減租以留住租客？

改革並非能不能的問題，而是為不為的選擇。任何政府都必須以服務社會大多數人為宗旨，而非維護少數既得利益，才能夠贏得民意支持，團結整個社會。特首李家超正在籌備第四份《施政報告》，矢言會「以服務市民為中心，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令措施更對接市民的需求」。其具體會如何破除既得利益藩籬，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社會各界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