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林芳正表示，不便透露與哪個國家有何種外交接觸，這似乎默認了共同社的報道，即日本政府透過外交渠道，呼籲歐洲及亞洲各國不要參與北京九三閱兵，指活動過度聚焦歷史、反日色彩濃重。

日本並非不看歷史，否則不會有電影《再見螢火蟲》、廣島和長崎的原爆資料館。然而吉卜力的催淚之作雖然反戰，視角卻完全集中在日本人民承受的苦難，對於戰爭為何會發生、誰應該負責等問題並未觸及。日本縱然是世界上唯一遭受過原子彈爆炸的國家，但其對亞洲各國人民造成的災難也是鐵證如山。若然對歷史選擇性記憶，只挑部分來強調，甚至要求教科書避免使用「侵略」等字眼，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日本右翼政客和媒體一再質疑大屠殺的遇難人數，又或者淡化成「南京事件」。

被選擇的記憶　戰後和平假象

從日本在戰後的和平發展來看，林芳正好像沒有說錯。然而這個「和平」乃建基於美國的核保護傘，日本作為美國的冷戰盟友，成為了其對抗蘇聯及後來中國的重要棋子。有別於西德面對周遭曾被其侵略的法國、波蘭等國家，必須深刻反思及承擔戰爭罪責才能重返歐洲大家庭，參與歐洲一體化的過程，日本在冷戰期間面對的是沿三八線分裂的朝鮮半島，以至是經歷國共內戰後尚待發展的中國，故此單憑其經濟發展，就得以迴避清算過去的責任，也未與亞洲鄰國就歷史和解。

日本的和平憲法是在美國主導下制定，其和平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外來、被強加的地緣政治產物，而非日本主動與鄰國和解的結果。及至後來冷戰正酣，美國為了打壓日本工會、抗衡左翼意識形態，舊的財閥被允許東山再起，岸信介這樣的參戰內閣成員也可以重返政壇。原本應該為戰爭承擔責任的政治人物，在美國的扶植下得以拜相，其保守的政治血脈更延續至安倍晉三的時期。

戰後體制埋下歷史修正主義

不論是大東亞共榮圈抑或八紘一宇，日本的軍國主義都是明治維新的產物，圍繞着天皇這個神聖的國家象徵，以富國強兵旗號來對外侵略。自民黨長期一黨獨大的「55年體制」使得那些本應被清算的戰爭責任和歷史敘事，得以在保守的政治精英階層中保留下來，甚至成為歷史修正主義的主要根源，將戰爭視之為解放亞洲的嘗試，又或者是不幸的意外。

所以東條英機是「昭和殉難者」，與普通士兵合祀在靖國神社，而不是導致亞洲多國生靈塗炭的甲級戰犯。所以日本人罕談「戰敗」，而普遍將1945年8月15日說是「終戰」。「終戰」模糊了戰爭的勝敗歸屬和責任問題，迴避了對罪責的反思。所以社會主流雖然否定戰爭，強調和平，但焦點卻集中在日本國民在戰爭中所遭受的苦難，而不是對國家體制和敘事的檢視。

美利堅治世正走向終結

由岸信介到石破茂，日本戰後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主導，在所謂的美利堅治世下建立。其於安全方面的秩序，是美日安保條約，是美軍在日本（尤其是沖繩）和韓國前線部署，是美國海軍對太平洋主要航道的控制權。其於經濟方面的秩序，是美國主導的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是美元主導的儲備貨幣。甚至乎美國所定義的自由、民主、人權被奉為圭臬，其版本就是各國必須接納的普世價值。

因此中國的閱兵，日本政府感受到的是多重挑戰。中國對日本戰爭罪責的強調，挑戰了日本的選擇性記憶、對歷史的片面側重。閱兵本身也是對美國主導的亞洲安全秩序最直接的挑戰。在經濟上，美國的盟友體系愈來愈不平衡，對各國的剝削表露無遺。在政治上，特朗普政府徹底顛覆了西方價值觀，不再是民主和自由的燈塔。以為脫亞入歐、作為西方發達國家之一的日本顯得進退維谷，難以理解自身在當今世界大變局的位置。

習慣了戰後美利堅治世的日本政府，以為這就是他們得以繁榮穩定的唯一依靠，也無法接受美國主導的秩序日漸褪色。當中國的閱兵方陣走過北京長安街，走過的既是中日之間糾纏的歷史，更是戳破現有秩序的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