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現屆立法會會期正式結束，新一屆立法會換屆選舉提名期明天展開。香港由亂及治後的議會有序交替，但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正在上演截然不同的政治鬧劇——自10月1日開始，截至昨天，參議院第12次否決共和黨提出的臨時撥款法案，導致聯邦政府繼續停擺，目前有約140萬名公務員被迫休假或無薪工作。這兩個場景形成強烈對比，為行政立法新關係的「良性互動」帶來不少思考：它僅僅是議會的相敬如賓、法案的順利通過嗎？還是應當包含更高層次的、對特區治理改革的共同承擔？

華府的停擺，早已不是新鮮事。這次僵局的根源，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清晰地暴露了其政治體制的系統性敗壞。執政的共和黨和在野的民主黨為了醫療補貼等議題，將國家預算當作政治籌碼，但背後的政治分歧並非實實在在的政策辯論，而是水火不容的「部落戰爭」。當對手即是敵人，原本為防範暴政而設的制衡機制，異化成癱瘓政府的有力武器。

這種困境並非美國獨有。在台灣，2024年大選後的「朝小野大」格局，同樣導致府會激烈對峙，預算、人事案寸步難行，甚至催生了席捲30個選區的「大罷免潮」，將民主問責工具變成了黨同伐異的武器。台灣也好，美國也罷——它們的「民主選舉」曾讓不少香港人趨之若鶩，但相信大家越來越無法否認這樣的事實：一個缺乏基本政治共識、以「零和博弈」為底色的分權體制和政黨政治，必然走向治理的失能和社會的內耗。

回望香港，我們對此絕不陌生。在2021年選舉改制之前，泥漿摔角的政治困局正是這種對抗模式的縮影。在「政府有權無票，議會有票無權」的結構性矛盾下，加上建制泛民的二元對立，行政立法關係從回歸初期的磨合，演變為長期的功能失調，更不時淪為「鬥獸場」。但不同黨派的政治分野，並非基於具體的價值取向和政策綱領，而是簡化成為對於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立場的身份對壘，與美國愈發失控的的「政治極化」似曾相識。

2019年的修例風波，正是政府失治和議會失效的必然惡果。中央隨之出手制定《香港國安法》、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修改各級選舉制度，冀能根除對抗政治的土壤。從現屆議會的表現來看，無疑已經達標——議會不再癱瘓，高效通過將近130條政府法案，較上屆同期超出60%。當然，正如社會一些意見所指，我們需要警惕鐘擺從一個極端盪向另一個極端，因為一個對政府政策盲目照單全收的立法機關，並非良政善治的理想體現。

立法會換屆選舉即將開啟，中央港澳辦已透過「港澳平」文章表達期許，希望選民積極投票，為香港選出更加愛國愛港、更加熱誠服務、更加勤勉工作、更能履職盡責、更加年輕專業、更具創新活力、更加清正廉潔、更有良好操守的立法會議員。特首李家超也先後在不同場合呼籲選民履行公民責任，選出有能力、有抱負、有熱誠、做實事的立法會議員。

這對新一屆立法會議員提出了極高的要求。他們不能再滿足於過去那種口號式的政治表達，而必須具備深入研究政策、審核預算、洞察民情的專業能力。同時，這也對行政機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必須以開放和謙遜的姿態，視立法會的監督為完善施政的寶貴資源，而非妨礙行政效率的極大阻力。面對議員們的質詢，不能滿足於言之無物甚或顧左右而言他的回答，而應提供詳實的數據與理據；對於建設性的批評，更應從善如流。一個真正「行政主導」的政府，其自信應來源於政策的質量和民意的支持，而非議會的沉默。

當華府的政客還在為黨派利益而讓社會陷入內耗，香港已經擺脫了那條老路。我們選擇了秩序與效率，並不意味我們要放棄監督與問責。告別對抗只是第一步，建立起既相互配合又有效制衡的、既超越私利又務實問政的行政立法關係，才是「良政善治」的真正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