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在即，幾位資深議員以「薪火相傳」為由放棄連任，觸發一場關於「敬老」還是「換血」的世代之爭。一方憂慮議會淪為暮氣沉沉的「老人院」，另一方則警惕經驗不足的年輕人會「搞亂檔」。這場看似關乎代際更替的辯論，為政壇提供了茶餘飯後的話題，卻也不幸地成為了轉移公眾視線、迴避真正矛盾的煙幕。

中央政府和香港社會絕對樂見更多精力充沛、思想活躍、理性問政的年輕一輩參與特區治理改革；然而，僅僅將香港治理的深層困境，簡化成新舊交替的人事問題，恐怕於事無補。因為香港社會撕裂、發展停滯的病灶，從來不在於從政精英的生理年齡，而在於一種早已僵化落後、被既得利益俘獲、不敢大刀闊斧改革的治理意識和施政模式。當下管治階層所需要的，不是一場基於出生年份的「換血」，不是一批「老樣子」的年輕人，而是一種衝破思想枷鎖的「解放」、一次觸及靈魂深處的「更新」。

如果留下來或新上場的代議士，仍然漠視弱勢困境而維護固化利益，那不如不換。不少傳統精英成長於香港經濟騰飛時期，可謂吃透了資本主義最蓬勃發展的制度紅利，而當下之所以能夠享有資源分配優勢，也正是受惠於「資本壟斷」與「市場失靈」的制度缺陷；然而，他們已經習慣了某種物質享受和利己邏輯，哪怕有些人曾經出身貧寒，但一躍龍門之後背叛階級，對於弱勢群體的困境早就「無感」，對於貧富差距的結構性根源更是缺乏體察，甚至將「階層固化」誤讀為經濟發展的必然代價，並且認定永遠無法消除貧困。

樂施會報告揭示，香港最富裕與最貧窮一成住戶的月入中位數差距，從2019年的34.3倍暴漲到2024年第一季的81.9倍；然而，在議事廳內，有誰關注過這組數字？這種「無感」只是冰山一角，並且普遍存在於治港階層當中，而「無感」的必然結果就是對於既得利益的「維護」。以土地問題這個最深層次的矛盾為例，官方長年重複「土地短缺」的論述，巧妙地掩蓋了「香港並非沒有土地而是土地資源分配嚴重失衡」的真相，從而形成了「有地不開發，有人無屋住」的悲劇。政府明明手握《收回土地條例》，卻對囤積農地的利益集團和盤根錯節的鄉事勢力投鼠忌器——從完全脫離農地價值的「特惠補償」機制，到縱容土地被倒賣賤賣的「丁屋」政策，再到被質疑輸送利益的「公私合營」模式，處處讓地產商家予取予求。但有哪些立法會議員，敢於直斥其非、促請當局真正重奪主導權？

如果留下來或新上場的代議士，仍然維護固化利益而固守發展思維，那不如不換。價值觀念主導思維模式，一些傳統精英基於對香港現代化進程的切身觀察，難免形成對西方自由主義體系的優越認知，自然把「一國兩制的50年不變」窄化成為「資本主義的什麼都不變」，並且將「自由放任市場」與「單一經濟結構」視為維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唯一路徑，從來沒有認真檢討資本主義制度的異化和弊端，遑論增長發展動能、排解民生憂難。

最典型的「路徑依賴」，是港府長期依靠賣地收入作為主要財政來源，以為只要賣賣土地就能坐享巨利而毋需積極開拓其他產業，直接導致沒有「高地價政策」的香港長期存在鎖死發展命脈的「高地價現象」；然而，在議事廳內，有誰嘗試戳破如此怪象？經濟騰飛期間，金融和地產對庫房的貢獻非常突出，使得維持高昂資產價格成為不可動搖的「政治正確」，直接催生了以置業為主導的房屋政策：一方面，鼓吹「置業等於致富」的上流神話，讓過半數家庭的身家財產與物業價值深度捆綁，形成一個龐大的反對任何可能導致樓價下跌政策的社會基礎；另一方面，放縱發展商主導土地供應，配合市場抑制房屋供應，直接推高樓價和地價，導致房屋從「基本民生需要」扭曲成為「財富積累工具」，卻宣稱是為了確保財政收入以維持「高社會福利」和「低稅制環境」。但有哪些立法會議員，敢於破除公共財政迷思、推動香港擺脫被金融地產壟斷的發展路徑、收入結構和分配方式？

如果留下來或新上場的代議士，仍然固守發展思維而抗拒自我革命，那不如不換。當價值觀念被利益俘虜、思維模式又被教條綁架，其決策邏輯不但會背離「問題導向」，而且會陷入某種「立場導向」；然而，在議事廳內，有誰能夠超越私利、是是非非？昔日議會陷入對抗政治拖累政府施政寸步難行，今後議會倘若只懂唯唯諾諾也非香港之福——假如議員的立場並非基於政策本身的利弊，而僅僅取決於政府的態度，那麼一旦行政機關內部存在某種抗拒改革的力量，立法機構的無條件支持就會壯大阻礙改革的藩籬，普羅大眾還能夠寄望誰來站在他們一邊、為他們破除被「程序正義」所包裝的「成果不公」呢？

「只有支持」的立場導向，體現在對重大政策的180度轉向上。儘管上屆林鄭月娥政府因為修例失當引發空前管治危機，但任內確實通過一些有利社會長遠發展、促進分配正義的政策，例如拍板收回粉嶺高球場部分土地建屋、推行醞釀超過20年的垃圾徵費計劃、發展「明日大嶼」大型填海項目。然而，到了現屆政府，有的因為執行不善而被輕易推翻，有的因為規劃不當而被擱置，有的因為魄力不足而被覆核，但議會對此幾乎沒有什麼反對聲音，有人甚至以「凡是反對派推動的就要推倒」為由幫政府背書，罔顧社會整體利益。

這種立場導向，也體現在對於現行政策的完全支持上。面對「簡約公屋」只屬過渡性質但成本高昂的巨大爭議，議員順利放行；對於較具象徵意義而無法觸及貧窮根源的「社區客廳」，議員爭相讚好；在打擊公屋濫用問題上，議員紛紛順應官員推崇的「鬥窮」邏輯；當政府物流署被揭發採購冒牌樽裝水時，也只有少數議員作出回應。這種政治生態之下，不少議員不是只懂得舉手和鼓掌，就是滿足於在一些無關痛癢的小修小補、大張旗鼓地宣傳自己如何「成功爭取」，甘願忍受甚至粉飾一些存在根本缺陷的政策。但有哪些立法會議員，敢於給出當頭棒喝、提出有效建議、推動公務員徹底改革？

如果說，上一次選舉制度的完善，是為了破除那條盲目「照抄西方」的邪路和「對抗政治」的歪路；那麼這一次的換屆，就必須直面一個更深層、更頑固的歷史遺留問題：我們能否藉此更替契機，破掉那條被港英裙帶資本主義所裹挾、回歸後依然陰魂不散的「官商共治」格局的老路，從而推動香港走上香港特色資本主義的正道？

因此，這次換屆的呼聲，不能再是溫和的「換人選」，而必須是決絕的「換腦袋」。香港不需要更多漠視分配正義、維護既得利益、發展思維固化、治理意識薄弱的「年輕老人」，而是需要更多敢於觸碰結構矛盾、敢於挑戰官僚慣性、敢於破除利益藩籬、敢於推動建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相輝映的「香港特色資本主義制度」的改革新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