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銀優主持、權志龍（G-Dragon）獻唱，台下看着的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香港特首李家超、新加坡總理黃循財⋯⋯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在周五（10月31日）的晚宴予人奇特的感覺，但東道主、韓國總統李在明的用意十分明顯，展示的不只是韓國在流行文化的軟實力，還有娛樂產業的經濟地位。

去年在秘魯利馬舉行的APEC峰會，代表韓國出席的是尹錫悅，加拿大總理是杜魯多，日本首相還是石破茂。才一年過去，尹錫悅已經面臨囹圄，卡尼取代了走進娛樂版的杜魯多，高市早苗不久前終於成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重返白宮的特朗普今年4月掀起關稅戰，供應鏈重構以至是科技脫鉤。APEC雖謂「經濟合作」，經濟合作卻似乎難上加難。

今年峰會聚焦於可持續發展與人工智能，但比起官方議程，各界焦點落在釜山的「習特會」。結果特朗普宣布偃旗息鼓，還提早返回美國。來到慶州，國家主席習近平先後與加拿大總理卡尼、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舉行雙邊會談。中加關係緊張多年後出現緩和，卡尼形容會談是「轉折點」；延續安倍路線的高市雖然被外界視為「抗中」，甚或「親美友台」，但中日領袖管控分歧，從高端製造、數位經濟、綠色發展等方面尋求合作。

從中國和加拿大破冰，到習近平和高市對話，雙邊會談比起峰會本身更為焦目。在美國揮舞關稅大棒、特朗普尋求奉承的同時，中國在外交上積極有為，帶領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和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某程度上比起美國，更加是亞太經濟合作的重心。

明年中國將第三次主辦APEC峰會，繼2001年上海和2014年北京後，習近平宣布這次選址深圳。這充分反映了國家對創新驅動的自信與戰略布局。深圳作為「中國矽谷」，擁有華為、騰訊、比亞迪、大疆等世界級企業，集硬件創新與軟件生態於一身。

當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綠色科技成為APEC新議題核心，深圳的創科實力正好對應國家新質生產力的戰略。就正如在今年的慶州會議上，韓國三星宣布與NVIDIA合作打造「人工智慧超級工廠」，顯示韓國在高端芯片與AI產業的雄厚實力。可以預見明年的APEC將不只是一次經濟峰會，而是中國向世界展示高質量發展與創新驅動的舞台。

值得思考的是，香港早於1991年加入APEC，以「單一經濟體」身份獨立參與，理論上具備主辦資格。那麼，為何30多年來從未有一次峰會在香港舉行？在30多年前深圳仍然是新發展區、起步階段的時候，香港已經為亞洲以至是國際金融中心。30年前香港的地產商甚至可以打入世界富豪榜，30年後的今天最有錢的仍然只得地產商。當人工智能、創新經濟、可持續發展成為APEC的核心議題，香港可以拿什麼出來跟人討論？

香港作為APEC正式成員之一，能夠出席這場多邊與雙邊交錯的國際舞台，是我們得天獨厚的優勢。特首李家超與新加坡總理黃循財討論了政府交流合作、企業投資、產業發展、民間往來，以及金融和科技發展的未來路向等，與印尼總統普拉博沃同意研究印尼文化藝術代表團訪港演出的可能性，還有跟阿布扎比王儲哈立德同意推進貿易、投資、金融、科技及旅遊等合作。但阿聯酋的例子正好說明，其雖然不是APEC一份子，卻因為在人工智能、清潔能源、數字轉型等領域發展突出，而獲邀以榮譽嘉賓身份出席。除了要有出席的身份，我們更需要對話的「內容」。

「十五五」規劃提到要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支持港澳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在這些方面的發展進度如何？當深圳明年主辦APEC峰會，代表着「創新中國」，一河之隔的香港應該以怎樣的姿態，對各成員展示什麼成果？

舉辦一場峰會，若論後勤、安保、場地與城市定位等，香港絕對勝任。明年若要舉辦周邊論壇、智庫會議、科技展覽，也是毫無難度。但有了這些基本條件，並不代表10多年後APEC峰會再次來到中國的時候，就是由香港來舉辦。那時候人工智能是否我們的經濟增長驅動力？香港領導了AI倫理與監管沒有？大灣區企業還需要香港來與APEC以至國際市場對接嗎？當世界已經走向人工智能、創新經濟、可持續發展，如果我們仍未走出尋租經濟，只得樓價升跌、股市上落的討論，香港即使理論上可以舉辦經濟合作峰會，又有什麼可以展示於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