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改革認識．一｜止暴制亂是起點 改革不能停下來
【前言】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借《港區國安法》頒布一周年活動的機會，就香港政治提出了中央政府多年來最詳盡的說明和要求。很可惜，就像過往中央政府多次就香港作出的提示一樣，香港的政治精英都好像不太明白講話或文件的意思。
一直以來，民主派毫不察覺中央政府的警告，被港獨及其他激進政治力量帶進絕境；建制派察覺不到中央政府對社會民生的重視，意識不到自己已經深陷無所作為的困局；商界看不見中央對部份人過於自私的憤怒；官僚階層更是完全忽略中央在多個領域的施政訴求，毫無魄力糾正糾纏多年的老大難問題。這種低水準認知既有社會文化差異，更是香港政府從不以價值追求來主導政策的集中體現，香港的為官者與從政者，犯了對治理毫不重視，對民生更是愛理不理的通病。
對中央的論述看不明、聽不懂確實是一項挑戰，然而，這不就是「一國兩制」預想的情況，需要我們用心去解決這些困難嗎？多年來，香港的精英群體錯誤定義「一國兩制」，結果要付出沉痛代價。現在是時候改變原來的認識，重新思考香港應該怎樣定位自己，如何更好認識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期望與想像，為香港的前路制定更符合國家與香港利益的發展路線圖。《香港01》認為，夏寶龍的講話是號召香港實施改革，大家若轉換一下思維去解讀，相信會在其中找到香港政治的出路。
我嘗試從十個方面為分享自己的認識，為重新思考香港面對的挑戰提供素材。這一系列文章即日起連續十天刊出，每日一篇。
一般人考慮事情都是就事論事，並不會全面而深入思考事情的來龍去脈，更不會通過歷史或理論對事情尋根究柢。處理日常瑣事時確實可以這樣，一旦遇到推動生活巨變的大事，甚或社會轉型，這種做法就難以統攬全域，更無法深究事物的本質，容易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2019年的反修例騷亂顯然不是日常瑣事，但不少輿論依然將其視作「黑暴」和「警暴」而已，視乎你是站在哪個位置。如果事件可以如此容易剖析，當然是好事，但估計大多數人心裏都知道事情並不簡單。同情騷亂的群體認為，事件是政府拒絕推動「真普選」，加上來自中共的壓力，要收緊香港一直享有的自由，是官逼民反的結果。反對騷亂的群體認為，這是香港投機政客聯結海外敵對勢力，意欲圍堵中國的前哨戰，目的是阻礙中國的崛起，甚至分裂中國。當然還存在其他分析，如回歸後的政府長時期偏袒商界，帶頭製造不公，新移民搶奪過多資源，年輕人缺乏上流機會，住房嚴重不足等，亦有人認為商界因修訂逃犯條例直接威脅他們的利益，在幕後推動一些人鬧事，甚至有人相信是港獨群體借助這次修例激發大型群眾運動，希望直接製造香港獨立的機會。
夏寶龍的期盼不是套話
如此重大的社會騷亂事件，當然不會是單一因素觸發，究竟各項原因佔比多少，各方會自說自話，就算是學者論證完，也無法精準劃分。五十多年前的六七暴動，學界對其起源至今都無法有共識，更何況最近這一場社會風波還未完全走進歷史。有一點大家都會認同，香港社會很長時間以來積聚了龐大的怨氣和怒氣，一觸即發，而且至今並未平息，一遇到機會必然捲土重來，因為怨氣和怒氣的根源未除。中央政府對此深有體會，亦是以此分析為基礎應對香港身處的困局。香港的政治精英是否同樣意識到問題之所在，甚或已經行動起來，對症下藥，抑或依然沉睡在安樂窩中，等待別人幫你解決問題，這確實是中央所關注的。
夏寶龍主任發表講話之後，特首林鄭月娥即時綜合五點，但它們都是停留在止暴制亂的後續工作，對夏寶龍講話要求徹底改變香港管治狀況，消除怨氣與怒氣的根源，以及對香港管治團隊提出的要求都沒有回應。夏寶龍在講話中強調了對香港的四個期盼，這四個期盼都是針對香港的改革，而且是放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來說明，重視程度極高，很可惜，大家或許認為這些都是「套話」，沒有太注意。事實上，這是承接國家主席習近平7月1日在中共百年黨慶的講話，將香港牢牢歸入中國民族復興的大節奏中，以此為背景提出各種必須完成的任務。
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個「就事論事」的政黨，它強調的是「實事求是」，要明白這兩者的分別，關鍵在「是」這個字上。任何事情的認識和處理，不會被局限在事情的表象，必須探索事物的本質，包括事情發生的客觀環境，而且必須經過具體實踐，找到事物發展的規律，才能真正認識問題，將其解決。當我們反復論證事物的發展規律，必須明白「論事」和「實事」之間的差異。中共是一個實踐型政黨，不會坐而論道，而是堅持坐言起行。馬克思在《費爾巴哈提綱》的最後一段提出了後來被很多哲學家引用的名句，「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這句話的重點是在文章開首那幾段，馬克思否定傳統哲學，提出只有經過社會實踐，人才能從生物意義的人轉化為社會意義的人。對於馬克思和中共而言，只有從作為社會的人的視角來認識人，才能夠明白人身處的社會困局。
如果掌握了這樣的背景，大家會意識到，中共不只是要止暴制亂，而是會用心研究動亂的起源，尋根究柢。以此為認識基礎，就會注意到夏寶龍就國安法所講的內容才是「套話」，他一轉彎就去到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明確指出香港在這個進程中「絕不能缺席」。這個轉折為「鬥爭」和「改革」兩個階段做了銜接。事實上，改革才是主戰場，才是真正的「鬥爭」。大家若用心去了解中共，就會知道，中共不會認為將動亂平息了，問題就算解決。如果香港的騷亂反映了其他問題，中共必然會長時期研究和跟蹤，找到問題的根源，鍥而不捨，徹底解決。只有這樣，香港才不會在民族復興中不缺席，通俗說，港澳辦在這個時候才算是完成階段性任務。
問題是，什麼才是2019年騷亂的根源？從這一次夏寶龍的講話可以猜想到，中共已經作出判斷，它意識到「隨着（一國兩制）實踐的深入，不斷遇到許多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短期來看，這些「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包括缺乏適當的法律框架處理極端政治訴求，這是《港區國安法》的立法背景，也就是要止暴制亂。同時，夏寶龍提出「只有確保有管治才能的堅定的愛國者治港，香港才有可能大有可為」，而這句話的前設是必須將「反中亂港份子」排除在外，改善選舉制度就是應對的方法。既然只是前設，也就是還沒有真正處理好「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中央政府認為香港現在缺的就是「有管治才能的」和「堅定的」愛國者，必須盡快建立這樣的管治班子。
就以「堅定的」為例，香港官員意識不到騷亂已經升級為中西方之間文明衝突的「戰場」，西方國家害怕幾百年的統治地位受到挑戰，香港無意間成為圍堵中國和平崛起的一塊棋子，與新疆、台海等議題並列。他們意識不到騷亂的性質，很容易優柔寡斷，以致貽誤戰機，夏寶龍是要提醒他們。至於「有管治才能的」這句話，當然是認定香港的問題是社會治理失誤所致，必須通過提升「管治才能」才有機會改正。
改革的集結號已經吹響
這樣的管治團隊要處理的不只是「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還要完成夏寶龍所說的「大有可為」任務。夏寶龍在講話中提出了四個期盼，它們是：經濟與社會的均衡發展，特別是解決住房問題；民主法治的發展，包括讓所有人在此基礎上過幸福生活；「一國兩制」得到更全面和深入的發展，簡單說，就是人心的回歸；在傳統產業之外，推動更多元的產業發展，包括準確認識香港在新時期作為國際大都會的意思。這四個期盼的次序很好說明中央是如何理解香港問題的指向。如果官員們依然將焦點只放在止暴制亂上，看不見與此同樣重要的還有經濟社會的改革，而且是多層次全方位的改革，不只是多建一些樓房如此簡單，那是讓夏寶龍主任白講了一小時。
其實，身兼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較早之前已多次提到社會改革，而且特別針對住房問題，大家卻以為他只是在表達關心。既然大家還是沒有聽明白，夏寶龍就講得詳細、具體一些，但他的語氣也許還是比較客氣，讓香港官員和輿論依然只圍繞止暴制亂，而不知道改革的集結號已經吹響。
當然，對於中共，騷亂從來不會只是騷亂，背後存在多種力量的博弈，既有內部的政治投機份子，也有來自外部的力量，必須斬草除根，既要通過執法將其制止，也要通過立法和制度改革確保滋生騷亂的土壤不再起作用，但這一切都是防禦性動作，不會根治騷亂發生的客觀環境。中共意識到香港人不太瞭解它的做事方法，意識不到它不會將改革止於止暴制亂，因此借用國安立法一周年的機會，莊重宣告香港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的一部份，而且是「大有可為」。
中國共產黨不是理論家，它是革命家，而且是極具理論認識的革命家，是要改變「世界」的革命家。香港既是國家的一員，更是「世界」的一部份，中共不可能容忍香港繼續蹉跎歲月，因為「香港同胞都為國家作出了歷史性貢獻，香港也以自己特殊的經歷融入民族復興的壯麗史詩」，而「一國兩制」是其中的「華彩篇章」。如果香港人依然無法理解這些用詞的重要性，那就未免太「謙虛」了，意識不到中共對香港的重視，如果香港不認真處理「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中共會用自己的方式將問題解決。過去一年多，香港人應該感受到一旦中共認定要解決的問題，它會在鬥爭中完勝，試問香港的其他問題能夠讓它裹足不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