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困於藍綠動員之中?

撰文:倪文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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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提出的民主峰會在周四至周五(9日至10日)舉行,邀請了不同民主國家領袖、社會組織以及私營企業領袖出席。對於獲得美國的邀請,台灣當局顯得非常雀躍,派出政務委員唐鳳及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向世界分享台灣的民主故事」,準備「向世界展現民主治理的成功經驗」。

姑勿論美國對台灣的邀請乃出於東亞地緣政治戰略考慮,衝着北京「一個中國」政策的底線,觀乎台灣的民主故事似乎是「困局經驗」多於「成功經驗」。台灣在12月18日又將舉行公投,加上藍綠陣營近年一直糾纏於報復式的罷免投票,凡此種種似乎都只是說明台灣式民主的困局和尷尬。

台灣即將在12月18日就「重啟核四」、「反萊豬」、「公投綁大選」及「第三天然氣接收站(三接)遷建」等議題進行的全民投票,並且在明年1月9日舉行有關台北市中正萬華區無黨籍立委林昶佐罷免案。(中央社)

台灣的公民公投和罷免投票

台灣12月18日將就「重啟核四」、「反萊豬」、「公投綁大選」及「第三天然氣接收站(三接)遷建」等議題進行全民投票,明年1月9日將舉行台北市中正萬華區無黨籍立委林昶佐罷免案。

這些公投和罷免案都有其背景和原因,例如台灣社會對於進口美國肉類涉及萊克多巴胺農藥的爭議,林昶佐則有「台獨」傾向。然而,若愈來愈多的議題都成為了公投議案,而藍綠兩黨自2019年韓國瑜輸掉大選起亦已發動至少14次罷免案,我們就難以否認台灣民主體制中的公民制衡機制已淪為兩黨動員機器,黨爭甚至有着逐步癱瘓政府運作的可能。而要細數成因,就必須從台灣的《公民投票法》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說起。

自2019年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輸掉大選起,藍綠兩黨就發動了14次罷免案,我們卻不能否認台灣民主體制中的公民制衡機制亦早已成為了藍綠兩黨的動員機器。(中央社)

台灣自民主化以來便引入了《公民投票法》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本來,權力制衡機制無可否認有着重要的價值。尤其是民主體制本身一個重點就是防止獨裁和暴政侵犯社會利益,當政府違反人民意願,社會可以通過機制推翻不符合社會利益的政策或政治領袖,亦可以透過機制解決重大爭議。

問題是台灣的政治人物都已經把相關制度利用成政治動員的工具。台灣的《公民投票法》通過以來,藍綠兩黨一直尋求把公投的門檻降低,甚至嘗試把每一項涉及爭議的政策嘗試放進公投的框架中,利用民意動員嘗試在公投中剎停執政黨議程。至於《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門檻過低,只需要選區中1%的選民連署就可以啟動,同意票數達原舉區選舉人數的1/4就算通過。過去藍綠兩黨的內鬥就由議會中的打鬥發展成整個社會的動員,台灣亦因此陷入無日無之的內鬥和分化。

即使台灣成功從90年代的國民黨威權年代成功過渡至民主化的社會,但我們隔岸觀察着台式的民主發展,卻不難發現當中的問題和困局,而台灣社會亦已經找不到突破的出路。(洪嘉徽/多維新聞) 

台灣面對的民粹主義陷阱

選舉和公投作為機制的一部份,負責確保權力得以制衡,而且社會有權選擇合適的領袖和代議士看管自己的利益。然而,民主制度不只是關於投票和選舉,更牽涉如何確保上至領導人、下至公務員有一定的空間落實政策。台灣縱然設有投票和選舉機制,公民有多種渠道參與政治,但卻走不出民粹主義的陷阱。藍綠陣營為求擴大政治版圖,利用權力制衡機制互相否定對方,社會亦因此而陷入無日無之的內鬥和紛爭之中。

台灣成功從80年代的國民黨威權年代過渡至民主化社會,但民主並沒有一勞永逸的模式。我們隔岸觀察着台灣民主發展,不難發現當中的問題和困局,亦提醒了我們必須按照社會發展模式及政治變化,持續地突破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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