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反映社會的文明程度

撰文:湯文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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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九勞聯周四(5日)提出目前最低工資的水平應由37.5元提升至46元,而且最低工資的檢討時間亦應由兩年一檢變成每年一檢。勞聯主席兼選委會界別立法會議員林振昇表示,現時領取37.5元最低工資的打工仔就算每月工作26天,亦只能賺取7,800元的月鄭。相比領取綜援和資助的二人家庭能夠獲得政府約9,600元的援助,現時的最低工資明顯未能鼓勵就業,市民更是不可能依靠這種微薄的薪金在百物騰貴的香港過基本的生活。

每一次香港出現有關最低工資的討論,都會引起商界的反對,指出工資水平提升後會引起漣漪效應,甚至有指企業或會因為薪酬架構,最終不勝負荷而倒閉收場,反過來增加失業人口或是經濟倒退。這種論調一再在商界精英的圈子中念茲在茲地不斷重複,但其推論不無學術研究的質疑,把經濟表現和勞工保障掛勾的假設值得商榷。

提出有關倡議的勞聯主席兼選委會界別立法會議員林振昇表示,現時領取37.5元最低工資的打工仔就算每月工作26天,亦只能賺取7,800元的月薪 (蘇煒然攝)

提升最低工資不會令失業率增加

要理解最低工資和失業率關係,可參考的研究本身就多不勝數。其中,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經濟學教授大衛卡德(David Card)202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殊榮,他曾分析1990年代初美國新澤西州增加最低工資後和鄰近賓夕法尼亞州的經濟數據,發現與失業問題並無必然的關係。

雖然卡德的研究後來惹來了其他經濟學者的挑戰,並將說法修正得較為保守,但認為最低工資對勞動市場沒有負面效應的這個結論,大致仍然得到保留。另一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亦曾指出,學界現時已是較多人認為上調最低工資是利大於弊。

清潔工友一直站在抗疫最前線,然而,根據多個關注清潔工權益團體的觀察,政府早前提出在疫情下加強保障工友權益的措施,部分在執行上有漏洞,包括網上申報程序繁複,令基層工友難以獲得證明文件申請有薪病假。(資料圖片)

文明的底線

現正進行公眾諮詢的最低工資水平自2019年起未曾上調。當時最低工資委員會認為香港經濟正處於衰退、失業率高企的宏觀環境,故此向政府建議把最低工資的水平維持在每小時37.5元。但為什麼作為勞工權益的最基本保障的最低工資在經濟下行時就必須要作出讓步?最低工資本身是確保勞工不會受到資本家的剝削,保障每一個勞動者有基本的尊嚴和物質生活,兩者又是否應該存在着掛勾的關係?

一個國家或者城市之所以能被稱譽為文明社會,不會因為這個城市有幾多高聳入雲繁華大廈,更不會因為這個城市出現幾多位千萬家財的富翁,反而是這個城市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為其勞工階層提供保障,讓他們的勞動能夠有尊嚴地生活。如果這個城市的法制只是傾斜在資本一方,便有如鼓勵商人從工人身上窄取每一分毫,這個城市亦不會獲得尊重為文明的社會。在香港經濟受到衝擊的當下,這一次的調整更應是大刀闊斧,讓基層市民能夠我到應有的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