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多聲道|雄辯管用,事實更得民心——期盼新一屆政府馬到成功

撰文:01多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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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李家超為班長的香港特區政府新一屆管治團隊,主打「同心香港開新篇」的管治理念,提出「以結果為導向,KPI考核班子」的執政訴求,令人耳目一新,充滿期待。社會各界在祝福的同時,深感李家超先生是榮耀和壓力並存的。

來稿作者:周海平

榮耀是:這次李家超當選香港特區政府新一屆行政長官,可謂香港史上從未有過的威水的事情。一來李家超以唯一一名候選人參加特區政府行政長官選舉,得到中央政府如此高度認可和信任,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榮譽;二來李家超以武官身份做到香港權勢第一人,也是香港前無古人的事情。怎麼說,都是可喜可賀的。

壓力是:眼下全球形勢復雜,中美博弈沒完沒了,加之新冠疫情重創世界經濟,香港要在夾縫中求生存,不僅需要大智慧,更需要巨大的魄力,有所作為大幹一場才行。接下來的巨大管治壓力,完全可以想見的。

2022年6月19日,候任特首李家超率領新一屆政府司局長,及特首辦主任葉文娟見記者。(張浩維攝)

辦好幾件實事 民心才能理順

中國有句老話叫「事實勝於雄辯」。意思是說「雄辯」雖然管用,但「事實」可能更具民心。有的時候,與其做過多的辯解,不如沉下心來,一心做成一兩件可圈可點的大事,或許更有說服力,更令人信服。

都知道,這幾年香港也是多事之秋,出現多次前所未有的管治挑戰和麻煩,中央政府果斷出手,挺住壓力,採取了一系列組合拳,對香港我稱作為「雄辯」的大動作,比如人大釋法落實全面管治權;比如《港區國安法》成功落地;比如改革立法會議員選舉制度;比如行政長官選舉辦法改革等,的確有板有眼,至上而下,起到了穩定局面的作用,香港也由此從「大亂到了大治」,開始進入到關鍵的「大治到大興」的階段。

個人認為,這都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從「大治到大興」,並非喊喊口號就可以輕鬆實現,還是要真抓實幹才行。有了「雄辯」的成功,不等於得到了「事實」的結果。今天的香港,也許就處在這樣一個需要「事實」替代「雄辯」的關鍵時刻。

所以,新任特首李家超說,未來特區政府要以「結果為導向」,採取KPI考核方式,感覺是耳目一新,令人充滿期待。我個人認為,現實的香港,「事實」或許比「雄辯」更為有效,更有可能修復社會撕裂,化解居民不安,提振社會信心,令到香港重新再出發,這或是最為靠譜的務實之舉。

眼下,新班子即將走馬上任,要做得事情很多,社會也多有期待。那麼,香港當前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事情是什麼?有一個成語叫「提綱挈領」,抓住了領頭,辦好幾件實事,就抓住了香港社會的主要矛盾,民心理順了,也許後面的事情就好做多了。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早前指23條立法工作受疫情影響,惟冀諮詢時各界可客觀理性看待政府的建議。(廖雁雄攝)

23條立法宜由下而上、人性化

一是通過一兩件與民心關切的大事,由下而上加大修復社會撕裂的宣傳力度。

過去幾年,我們推廣「一國兩制」,宣傳全面管治權,習慣於採取至上而下的方式,有權威性,很正式,可以說是擲地有聲,但總感覺好像是上層社會的事情,絕大多數底層市民,包括啞鈴型的中產階層,可能並不清楚是怎麼回事,由此發生的一些誤解以及抵觸情緒,也就再正常不過的。

就說目前談論最多的23條立法,未來可否改變一下推廣方式,採取由下而上比如互聯網社交平台,比如電視辯論會,比如定期的週日社區公共服務活動,甚至後生仔們喜歡的輕鬆方式,把《憲法》和《基本法》框架下的「一國兩制」,以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關係問題,港人該自覺維護國家安全的行為約束,以及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比如普世價值的公民教育是否延續;比如法治和自由的生活形態,其實,都可以堂而皇之的說一說,辯一辯,辯出個子丑寅卯,沒有什麼不好。

相信這樣做,可以說服更多的港人,理解國家的好意,消除誤會,化解矛盾,統一情緒,無論對國家,特區政府,還是香港市民,都是一石三鳥的好事,何樂而不為?

據說草根出身的奧巴馬當年憑藉新生的互聯網社交平台,便一舉擊敗老牌的資深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成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草根總統,很多貴族出身的美國政客都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奧巴馬的推廣秘訣,就是成功運用了新型的互聯網傳播模式,以及年輕人喜歡的社交互動平台,而大幅減少報刊、電視的正統宣傳,有效地推廣自己的競選綱領,最終把大多數年輕的選民一網打盡,成功當選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貧民出身的總統。這是一個很經典的傳播案例,值得我們在宣傳新的政策的形式上充分借鑒的。

聽說迄今為止,奧巴馬下台幾年了,還有很高的人氣以及眾多的年輕人的鐵桿擁躉,這種現象是值得思考的。

老實說,這兩年我在香港,聽得最多的是關於《港區國安法》的各種說法:有人說中央政府出手頒布法律,是正逢其時,恰到及時,挽救了香港;也有人說,《港版國安法》是一顆安宮牛黃丸,一劑猛藥,一台緊急的手術,雖然治了標,救了人,卻傷害不輕,後續治本才是重中之重。

治標也好,治本也罷,都是必要的。自古看病(包括西醫)都遵循這樣的法則:「先救命,再養病」,這是基本的邏輯。何況香港目前沒有類似的法律,主權國家內部的事,緊急情況下這樣做,雖有爭議,但也無可厚非的。

客觀講,今天的《港區國安法》,治標之後,該如何治本,當然值得各界認真思考,以及法律可持續維護和穩定的問題。作為《基本法》最重要的23條立法,本來是標本兼治的特區政府應該做的事,但由於各種原因至今沒有立法,當然是件遺憾的事。國家有擔憂,特區政府有壓力,很明顯感受到的。

所以,我聽說特區政府新班子走馬上任後,有計劃盡早為23條立法,我認為,是完全有必要的,是一件抓西瓜的大事。新班子是有大遠光的,看得很準的。畢竟國家安全是國之大器,是國家維護穩定的頭等大事,作為中國版圖裡的香港特區,如果長期真空也是不現實的。

只是在23條立法之前的咨詢階段,可否採取至下而上,人性化一點,甚至廣度方面,覆蓋面可以更大一些。即便立法,也按香港法律的方式,既有要點,更有細節,完全沒有灰色地帶,比如言論範疇、思維方式和行為該如何清晰的法律界定,以及香港人的基本權利和自我約束範疇,把它說得清清楚楚,徹底消除「達摩克利劍」的執法方式,就是一個很大的法律的飛躍。

這些問題解決了,相信23條立法一定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更不會有爭議和反對聲音。社會撕裂也就慢慢修復了。這可是一件重要又緊急的大事,對穩定香港大局,安撫人心,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

據我所知,香港的法律制度在全球是很有名氣的,更有不少頂尖的通曉中外法律的精英。這100多年來,香港人都靠嚴謹的法律業務吃飯,做得都是與法律和仲裁息息相關的商業生意。我完全相信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有能力,制定出一部高水平的香港人的自己的23條立法。

作者認為香港人一直以來形成的精明的審慎決策方式和工匠精神,都值得繼續保持下去。(資料圖片)

保留普世價值、審慎決策

二是用哲學的「揚棄」觀點,改革香港的管治政策及執政風格。

我一直認為,香港百年來,之所以得到世界各地不同政見人士的認可,資金願意來香港扎堆,成為亞洲金融中心,世界航運中心,和自由港的貿易中心地位,以及香港社會的規劃建設和經營能力,自然有她的管用的一套做法,搞了上百年,行之有效,也是應該認可的。

我個人認為,香港的誘惑力,在於一是香港的法律制度,是建立在歐美人認可的普通法框架下的商業(包括仲裁)遊戲規則;二是獨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低稅制的自由市場經濟。三是香港人的中西合璧的價值觀、學習能力、勤奮打拼和做事認真精細的工匠精神。比如70年代,香港得到「亞洲四小龍」的美稱,我想,也是上述三條綜合作用的結果。或許這都是香港的成功之道。

在唯物主義哲學體系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揚棄」理論,意思是好的東西要留下來,不好的東西要拋棄,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今天的香港,面對世界新的形勢,也許到了需要運用「揚棄」的觀點,繼續與時俱進,揚長棄短的時候。

一句話,未來的香港變革,無論怎麼搞,怎麼玩,總的指導思想還是應該守正出奇,而非全部推倒重來,還是要尊重發展規律,有的放矢,客觀而實事求是才行。

至於哪些東西需要保留下來?我認為,只要符合三個有利於:

有利於中央政府在香港推行的「一國兩制」模式的強大示範效應,做成一兩件可圈可點令世界信服的大事,而非簡單的口號;

有利於香港繼續成為各國投資人和生意人心目中的東方之珠,大家都能賺到錢,感受還是原來的香港;

有利於香港特區不斷發展和繁榮,國家和特區政府成為大贏家,民生福祉進入世界一流水準。

符合三個有利於,無論內容和形式,都是可以保留的。反之,則是應該拋棄的。說得再具體一點,今天的香港,哪些東西可以保留下來呢?我以為:

第一是香港人一直以來的普世價值的公民教育體系,作為一種結構性的東西,比如香港的應試教育和通識教育,在亞洲是名列前茅的。不誇張地說是香港的軟實力之一。作為先進生產方式的軟實力之一的公民教育體系,百年來,香港社會一直鼓勵「講真話,行公義,和憐憫」的做人品質,這是普世價值的文明的體現,是社會進步的標誌,理應保留下來。即使今天的香港教育,增加了更多的愛國主義內容,是完全可以融入到通識教材裡的。愛國是必要的,這跟灌輸港人的愛國主義思想,推行「一國兩制」模式一點都不矛盾的。

其實,某種意義上說,大陸的社會主義教育體系與香港的資本主義教育體系的強烈碰撞,正好折射出中國政府在香港進行的「一國兩制」模式的理論探索是有積極意義的,國家有理論勇氣通過香港探索兩種社會制度下的教育比較,這對世界就是一種貢獻,作為先行者,早晚得到世界的認可,這或是真正文化自信的表現。為何教育一定要千篇一律,一個模式呢?

第二是香港人一直以來形成的精明的審慎決策方式和工匠精神,都值得繼續保持下去。

回歸這些年,我經常聽到一些人,在各種場合,隨意批評特區政府決策項目太慢,缺少規劃,說遠不如大陸做事的風格,以及集中精力辦大事的魄力。這樣說事的人,可能缺乏對香港情況的基本了解,多少有些偏頗的。

為何這樣說?我以為:

一是香港人長期接受西式的單純的科學教育,以及以人為本的法律安排,考慮問題總是審慎而科學,甚至未來的經濟效益評估,都是香港人最看重的因素。

這使得很多看似容易解決的事情,變得大費周章,甚至懸而未決,以至於一個項目要搞很久,才得以落地,比如一塊地,一棟樓,一個商業中心的整體規劃,一個很得民心的福祉項目,到開工建設,本可以很快搞定的,卻拖了很久,這的確是香港人的行事風格。也是見仁見智。

不可否認,香港的規劃和建設水平,還是蠻高的。你從香港島、九龍區的商業中心的科學規劃和建設,公共事業項目的規劃和建設,以及各區房地產項目的開發,還是公屋的佈局和建設,都能看到歷屆香港人的審慎決策和經濟效益的通盤考量,以及建設者的工匠精神。這都是香港人的做事品質,也是香港人講得最多的「要交到貨」。

一直以來,香港人常說「慢工出細活」,在很多地方也都看得出來。當然,港人做事遠不如內地政府的大手筆,能夠風風火火,決策迅速,雷厲風行,什麼都講「快」,這是香港人短時間內學不來的。可能需要慢慢轉變觀念,接受快的方式才行。眼下,香港與大陸兩種做事風格,並行不悖,不斷磨合,取長補短,也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二是香港寸金寸土,遠不如大陸地大物博,國人心目中對做事的價值取向。香港人做任何事情,不僅顧及政治因素,更要顧及經濟效益,這從香港多年來,國際專業組織對香港政府規劃的項目的環保利用率給予的高分值評估,足以印證特區政府決策項目的基本考量,比如這些年的「一地兩檢」的高鐵項目,比如港珠澳大橋,明日大嶼填海計劃,甚至未來即將展開的新界北都會區的建設項目,我相信都會兼顧政治和經濟的雙重考量的。

這是歷屆特區政府基於香港的實際情況而形成的一種科學審慎的習慣,是精打細算的一種思維方式,是值得繼續保留下去的。其實,尊重價值取向,也是一種自信的表現,香港是中國的,最終還是國家的榮譽。

賺錢就是硬道理 貧富差距要收窄

有些人說特區政府做事總是小家子氣,不夠氣派,不夠大手筆,不夠單刀直入,比如體育場館建設,基本都是提供標準的比賽面積,比如草坪和休息室,卻不會提供更多的觀看席位,以及外觀建築,最多的可能是香港中學的操場,籃球場、網球場,塑膠跑道,雖然不少,卻少有觀眾的席位安排,從國際賽事衡量,當然是有缺陷的,但港人的精明和務實,決定了凡事都是滿足基本需求的價值取向。

還有公屋規劃和建設,雖然人均住房不足100呎,但也是麻雀雖小五髒俱全,舒適通風,連盲人的通道都給你鋪設好,電梯也是高質量的進口貨。這都源於香港土地稀缺的實際情況,歷屆政府的精明而不事鋪張的做事之風。這種實事求是精明的發展城市的理念,當然值得保留下去的。

當然,香港這些年的基尼系數一直居高不下,也是影響社會穩定的要命因素。俗話說得好「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賺錢才是硬道理,沒有錢再好的想法都是百搭。只有把蛋糕做大,確保財政盈餘家底殷實充足,大家都有著數,同時,政府懂得平衡公共財富和公共資源,貧富差距或有機會得到徹底的改善,可能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畢竟,回歸25年,國家對香港多有期待,期待香港在「一國兩制」模式下,能做出幾件令世界刮目相看,令國家有頭有臉的大好事,加快發展速度,政制與民生並舉,若能做些轉型,把蛋糕進一步做大,對國家有更大的幫助,對香港更大的繁榮,對民生福祉有更大的提振,這都是上下樂見的。

我們說,作為國家範疇的特區政府,效忠國家是必須的,但卻沒有必要愚忠式的服務。效忠國家應該持續發揚下去,愚忠國家卻是應該拋棄的。所以,新一屆政府提出服務於國家大局,「以結果為導向」,是很有針對性的,是明智的務實之舉。內容可以保持,形式可以多樣化,甚至可以省略壓縮,加快速度,只要結果是好的,經得住歷史的考驗,就值得大刀闊斧地去幹。這或就是「揚棄」的精髓。

三是把效忠國家的行為轉化為做大香港的自覺行動,重新凝聚社會共識,令到香港再出發。

看到特區政府新班子組成人選,從特首李家超先生開始,到班子的其他成員,還有我們的90位立法會議員,以及1500人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和司法機構的精英,以及三萬多紀律部隊,都是愛國愛港的中堅分子,相信未來五年的香港,是充滿著愛國愛港的良好氛圍的。

但光有愛國的激情和氛圍還是遠遠不夠的。聽說去年的香港GDP,只有中國GDP的2.5%左右,如果以錢論英雄,香港是排不到全國前三名了,更不是80年代香港佔據著中國20%GDP最風光的時候。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種巨大的變化,源於一來中國發展迅速,短短40年,始終保持6%平均增長速度,經濟總量成為世界第二,香港自然變小;二來香港這幾十年,也許故步自封,不思進取,總是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缺少新的增長點,穩扎穩打,GDP總量輸給財政包袱輕的深圳也是情理之中。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布了差不多三年,大灣區並未看到徹底動起來。(資料圖片)

發展創科要培養香港大環境

相信國家看到了這個嚴峻的問題。「一國兩制」是好東西,但怎麼使用好「一國兩制」的政策,還是很要智慧和水平的。2019年2月,國家就發佈了以香港、澳門和深圳為龍頭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希望通過大灣區經濟建設,拉近深圳、廣州等珠三角地區城市與香港、澳門的行政緊密度,同時改變香港澳門的經濟結構,提振香港和澳門抗拒風險的能力,並做些政策上的突破和有益嘗試,無疑這一戰略決策是英明的。

但好的規劃不等於好的行動效果。時間過去了差不多三年,大灣區並未看到徹底動起來。未來五年,新一屆特區政府該如何與深圳共同扛起大灣區建設的龍頭大棋,應該是個很大的挑戰,做好了,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做不好,則嚴重拖累國家的整體發展大局,一點都不為過。

過往香港最引以為驕傲的航運中心,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如今隨著中美貿易戰,以及全球經濟形勢的變化,特別是新冠疫情的衝擊,加之香港社會這幾年的變遷和折騰,香港往日的輝煌,已經不復存在,相信香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困難不少,優勢還在。據說香港人均GDP是很高的,人均生產力水平也名列亞洲前茅,這就是人力資本的價值,是其他城市暫時無法超越的軟性資產。發展任何產業,離不開投入,一是真金白銀,二是人力資本。香港玩了上百年,若能繼續抓住這兩樣,相信傳統的三大中心的優勢就一定還在的。

只是特區政府卯足勁要打造的創科中心,特區政府可能要有新思維才行。畢竟,創科不等同於資本,也非製造業,她是智力資本和風險投入相結合的產物,為何像馬斯克這樣的天才人物,在南非讀書,卻跑到美國打拼,不斷失敗,不斷有人給錢,最後終於挖到第一桶金,才有機會做成大事(特斯拉電動車和星鏈技術)。

毫不誇張地說,大環境如何,決定了創科產業能否成功的核心因素。我個人認為:創科產業的大環境離不開三樣東西:一是周邊有眾多的科技大企業願意為創科人才提供低廉甚至免費的資金,以及商業應用實踐的機會;二是香港能夠吸引到世界各地的創科年輕人進入這個產業;三是香港的綜合配套為創科產業人才發財和一夜暴富提供最好的想象力和機會,也許這是最重要的原動力。聚焦了這三樣東西,然後就是努力培育香港的大環境的問題。特區政府可能需要好好琢磨透徹才行的。

過去老話講「築巢引鳳」。只有築好金巢穴,才能吸引金鳳凰。創科人才不同於一般大學畢業生,都是高質素的孔雀型人才,老實說,對巢穴的要求還是蠻高的。說白了,未來的香港,築什麼「巢」,打造什麼樣的大環境?引什麼「鳳」,靠什麼吸引到馬斯克一樣的創科人才?倒是一個很需要特區政府動大腦筋的事情。絲毫不亞於建設新界北都會區以及明日大嶼填海的國計民生項目。

好興奮,日前看到《香港01》報道,說國家主席習近平將蒞臨香港出席回歸25週年慶典,以及參加新一屆特區政府班子的宣誓就職儀式,還將發表對香港發展和繁榮的重要講話,感覺不僅是對新班子的加持和激勵,更是對未來香港「一國兩制」模式行穩致遠的莫大的鼓舞和鞭策,完全相信新政府以及各界社會精英,有智慧,有行動,有魄力,大幅超越1997年之前的管治水平,為國家發展大格局,為750萬港人的民生福祉,做出巨大的貢獻。

作者周海平自2010年由大陸來港定居,退休前在電子企業任職公共關係高級總監。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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