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官僚

據說1月15日美國艾奧瓦州共和黨初選後，聚首瑞士達沃斯的經濟和金融界領袖都在討論特朗普重返白宮的影響。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不可能不開始憂慮美國抽身的可能，俄羅斯總統普京相信是滿心期待。

特朗普在新罕布什爾州初選再下一城之後，他在共和黨內似乎再沒有對手可言。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宣布責成兩名內閣部長，以應對一旦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後的不確定局面。

轟炸加沙的以色列和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國家會怎樣盤算？北約會否失去美國這個重要成員？台灣的民進黨政府不知道能否靠賴美國，中國駐美大使謝鋒照道理有向外長王毅提供分析和評估。特朗普回朝對中美關係的影響可能太宏大而複雜，但不可能獨善其身的香港將面對什麼挑戰或機遇，政府官員要早作準備。

維護國安居安思危　重振經濟居危思安

這是未雨綢繆，是居安思危，是底線思維。特區政府不是不懂得這個道理，在基本法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方面，特首便強調要具前瞻性，應對千變萬化的安全風險。不過千變萬化的豈只安全風險？如果地緣衝突不息，甚至朝鮮半島亦硝煙再起，如果利率持續高企，外資進一步流出，如果資本市場再一年一潭死水，吸引不到企業來港集資⋯⋯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同樣需要底線思維，未雨綢繆，居安思危。

然而，現在更似是居危思安——社會對經濟前景憂心忡忡，司長卻只強調新機遇、新發展。市民悲觀，政府有責任穩住社會信心。但「說好香港」有時候可能適得其反，令人以為官員過於樂觀，低估了問題的難度。正視和認同問題所在，反而有助重建信心，社會才能期望政府提出合理、可行的應對方案。

在立法會，有議員建議爭取國際巨星來港舉行演唱會，藉此帶動經濟，局長竟說屬商業決定，要由市場主導；有議員希望政府促進通宵經濟活動，官員又說是商業決定，由商業機構視乎成本效益而決定。這樣官僚的態度有如躺平，不但跟「把有為政府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起來」的要求背道而馳，與政府在維護國安時的底線思維、居安思危亦大相逕庭。

「一國兩制」容不下官僚主義

正如居安思危不能夠只在國安方面，有為的管治作風也應該體現在每一方面。在經濟上積極有為，不是說什麼都要由政府來做，事事都管。但政府官員得創造有利的條件，促成演唱會經濟和通宵消遣。香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內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大有潛力兼取內地政府積極、歐美市場蓬勃之所長，成為中外皆稱羨的獨特城市。

甚至乎在國安問題上，積極有為也不意味要事必國安、動輒得咎。這只會是官僚主義的另一種體現。根據《國安法》，香港有責任依法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同時在《基本法》和普通法制度下，我們須恪守公平和平等的原則，秉持嚴謹的分析和類比推理。面對不同法理傳統的碰撞，香港如何彰顯法治精神，考驗着我們的執法和司法工作。既不能「寧左勿右」，也不可「以洋為師」。

「一國兩制」的重要意義亦正在於此。香港不只是國家改革開放、接通西方世界的橋樑，更是文明衝突的最前線。或者應該說，是化解文明衝突的最前線。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資本主義經濟、普通法制度以及最終實現的民主普選，若能各取中外所展、兼得東西認同，將會超越殖民地時代的中西文化交匯階段，在廿一世紀後殖民世界成為文明互鑒乃至文明更新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