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余晶煒

香港財政失衡，有人建議公務員乃至高官減薪或捐薪，美其名曰「共度時艱」。一兩次減/捐薪或能安撫市民情緒甚至贏得掌聲，但並未解決財政結構性失衡的根本問題。倘若來年繼續入不敷支，公務員或官員們是否還要減／捐薪呢？年復一年，市民只會覺得厭煩——原來「共度時艱」不過政治表演罷了。

政治表演以戲劇性的「圖像事件」為主，離不開語言、神態、肢體表達的身體實踐，在碎片化的娛樂時代尤為常見。歸根結底是官民之間的「符號互動」。官員減／捐薪，從視覺上剝奪了他們財富的一部分，甚至是身體的一部分，營造出「剝奪」這一「圖像事件」的體驗，減輕遭受經濟不景氣之苦的普羅大眾的「相對剝奪感」；從符號上來說可以是展示「共度時艱」的決心，也可以是受到制裁，讓市民大眾尤其是不滿政府表現者覺得「咎由自取」、「很爽」。無論政府採納與否，提議者進而能自詡「成功戰勝公權力」，退而能指責政府「不願共度時艱」，一躍成為「為民請命」的英雄，反過來強化了表演政治的慣習。

政治表演或「劇場政治」並不新鮮。在選舉制度改革前，一些政客、議員利用議會、法庭或街頭，大肆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通過「表演式抗爭」營造「不畏強權」的形象以獲取政治資本。大眾傳媒則如政治學者麥克奈爾（Brian McNair）所言，對表演政治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香港曾飽受「表演政治」之苦，而新選制旨在削弱選舉政治對議員、官員乃至市民的異化，讓人們脫離舊的政治範式，讓各界集中精力搞好經濟、改善民生，彰顯民主精神。

「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終極目標是維護人民根本利益、讓人民生活得更好。在「以結果為目標」的宗旨下，官員從施政初衷到政策效果都必須接受檢驗，績效評核也應圍繞這一方面。人事任免和獎懲機制講求「有效解決問題」和「相稱性」，而非讓當事人痛苦、讓旁觀者過癮。後者只能製造娛樂性，淪為古羅馬競技場的狂歡。那些要求官員減/捐薪的人，他們的初衷是甚麼？建構了甚麼？後果又是甚麼呢？

我們不能否認有些官員不稱職。「彼得原理」（Peter Principle）指出，所有人終將升職至自己無法勝任的崗位。優秀的常任秘書長未必是優秀的局長，優秀的局長也未必擔德起司長的重擔。優秀的執行者未必是優秀的決策者。某些政府官員在原崗位做得好而不勝任新職位也是在所難免。我們應秉承「能者上、庸者下」的原則，選拔勝任新職位者，而將不勝任者安排至能勝任的位置，並淘汰資質平庸的官員。我們應參考一些企業的做法，在高層職位空缺時設置代理職位，以驗證署任者是否有能力勝任，並在通過考驗後轉正或替換。

假若香港今日的財政困境是因主責官員能力不足所致，飭令其限期內將功補過、否則能者取而代之才是。減/捐薪對官員而言不過是「自罰三杯」，而且使其得以逃避責任，也轉移了社會討論的焦點。另一方面，議員和其他參政者也應擔當好上傳下達的角色，不僅要及時有效地將民眾的關注和訴求轉達給政府，也應該積極、及時將中央精神和特區政府的政策傳達給民眾，杜絕錯誤的觀念、以正視聽，做到「以民為本」、「顧全大局」。

相反，若香港財政困境源於結構性收支失衡，尤其是近年土地財政收益大減令庫房日益空虛，我們就應該在財政結構上多下功夫。鑒於土地財政收入在未來幾年或將仍難以為繼，維持收支平衡讓政府有錢可用，就要多想辦法開源，包括提高稅率（如首次車輛登記稅、煙草稅、博彩稅）及擴大稅基以減少依賴土地財政。既然不少人常以新加坡作為標桿，我們也可以仿效新加坡提高赤字率。

至於政府部門冗員問題，鑒於人類的天性和歷史經驗，人員規模膨脹往往難以避免，機構短期裁員而縮減開支後，長期反而可能進一步擴張而開支更甚。因此政府部門若確實冗員，可裁減以提高效率，並杜絕未來變本加厲的擴張。至於部分節流手段，包括削減乘車優惠、公務員減薪，不僅杯水車薪，而且師出無名，更是不可持續（至於一些人主張減薪有損公務員則是無稽之談——在深受英國人影響的公務員體制下，香港公務員本來就沒甚麼士氣可言）。試想一下，若未來財政繼續失衡、赤字繼續擴大，我們是否還要再進一步削減社會福利和公務員薪酬呢？我們應如何緩解觀眾的審美疲勞？

今日香港不乏表態者、表演者，卻缺乏實幹者、開拓者。面對公共財政種類重大課題，我們不應本末倒置、流於庸俗的、浮躁的、單純取悅觀眾的表演政治，而應該實事求是、積極有為，為我們生活的城市尋找長遠的出路。

作者余晶煒是政策研究員。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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