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伍俊飛

馬克思主義是源於西方文明的哲學、政治和經濟理論，它之所以能在世界的東方落地生根，茁壯成長，推動經受百年屈辱的中國崛起為世界強國，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維護和發展人民利益的理論，其人民性與中華文明的民本思想完美地契合。

中國民本思想發源於《尚書》,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教導就出自於其中的《夏書》篇章。這一內容後經周公、老子、墨子、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繼承和發揚光大，逐漸生長發育成熟並不斷細化，成為中國傳統政治倫理理念的主流，在世界政治思想史上獨樹一幟。

然而，中國先輩們長期未能解決民本思想落地遭遇的現實空場問題，殘酷的人類歷史告訴我們，理想固然美好，現實總是無情，在理想和現實之間橫亙著巨大鴻溝。民本思想在人類社會的完全實現，需要社會經濟發展到高度發達的階段，需要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高度發展，需要社會產品的極大豐富，需要人們精神境界的極大提高，需要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高度和諧。這是人類文明發展到極其高級的階段才能完成的宏偉目標，在此之前的社會發展都是民本思想和制度不斷前進和優化的具體的歷史過程，都受到現實的科學技術、生產力、生產關係等條件的約束。

民本制度的中國智慧

每一代人的壽命都是有限的，為了突破現實條件的限制去探索民本價值和理想，人們只能訴諸能力範圍之內可以企及的技術和工具。站在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民本理想就是一種「道」，而實現其目標的各種手段，包括制度性工具，都是一種「法」「器」或者「術」。

《易經》講「一陰一陽之謂道」，這其實是自然界的真實寫照，因為自然界就是由混合物構成的。世界上沒有絕對的純淨物，純度最高的物質也只是無限趨近於百分之百的純度，科學理論上所說的純淨物只存在於理想狀態。即便是所謂的純淨物，也分為單質和化合物，由於元素的化學活性、能量穩定性以及地球環境的綜合作用，自然界中的化合物遠遠多於單質，單質僅在特定條件下得以存在，而絕大多數元素通過化學反應達到更穩定的化合物狀態。

因此，老子在《道德經》中說「道法自然」，指出世界、理論、現實等方方面面的對立統一特性，強調「混合」、「複合」或者「化合」，規勸人類在社會實踐即「法」「器」「術」的層面不要走極端。

這無疑對我們在現代社會落實民本思想、建設民本制度具有重大指導意義。簡言之，就是我們在現實條件下無法構建百分之百的民本制度，無法百分之百地滿足人民利益，只能退而求其次，容納那些看似與人民利益對立的制度設計，包括國家、政府、資本等工具性的存在。追求民本理想的制度不應該排斥和削弱國家、政府或資本，而是要靈巧地駕馭這些形而下的「器」和「術」，令其服務於人民利益之道。

在源遠流長的人類思想史上，有不少空想主義思想家打著追求人民利益的旗幟，不顧一切地反對國家、政府或資本，把它們視為阻礙人類進步的妖魔鬼怪。不幸的是，在這些脫離實際的思想啟示下的各種社會運動，都在現實面前碰得頭破血流。

文明進程中的「必要之魔」

基督教《聖經》寫明，神認為地上的國王不是善，只是迫於以色列人苦苦哀求，神才賜予他們國王。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為資本就是一種惡，主張建立一個沒有階級壓迫和資本剝削的理想社會。然而，人類文明出現的標誌，就是出現階級、國家、社會分化和貧富差距，也就是說，文明本身就攜帶「必要之惡」或者「必要之魔」。所以，政府也好，資本也好，都是人類社會這個複合體或者化合物在一定歷史階段不可分割和捨棄的一部分。承認政府、資本等制度設計的負作用，同時管理和利用政府、資本等「必要之魔」，使其為人民所用，這才是現實社會中人們的理性選擇。

「必要之魔」體現了文明的雙重性與歷史發展的必然性。人類文明的演進始終伴隨著權力的集中與資源的分配，而階級分化、貧富差距和國家機器的誕生，恰恰是這一過程的標誌性產物。社會分工、城市形成、法制或者禮制以及王權的確立，既是文明進步的象徵，也是權力壟斷與經濟剝削的開端。現代社會的政府與資本，正如古代的王權與教權，既是社會穩定的基石，亦是潛在壓迫的根源。

中國夏朝的建立標誌著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的轉型，政府的出現終結了「天下為公」的部落聯盟，卻以官僚體系和法律維繫了更大規模的秩序。歐洲中世紀教權與王權的博弈更凸顯了政治權力的複雜性。基督教會在西元313年通過《米蘭敕令》在羅馬帝國獲得合法地位，既成為社會的道德權威，後來又因販賣贖罪券和土地兼併淪為腐敗象徵；而王權借助虛構的「君權神授」觀念確立和鞏固暴力統治，卻也在與教會的對抗中催生出現代民族國家體系。

從亞當斯密揭示資本和市場「無形之手」的功能，到馬克思對資本的解剖、肯定和批判，再到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批判壟斷資本對社會的危害，人類社會對資本的創造力、創新力和負面作用理解得越來越清晰和深刻。斯密雖主張自由競爭，但也沒有忽視市場失靈，強調政府需承擔國防、司法和公共事業職能，從而促進市場公平競爭，維護市場正常秩序。斯蒂格利茨在題為《如果市場建立在剝削基礎上，政界不干預的理由就消失了》的文章中指出，當市場集中度加劇到一定程度時，資本便從邊際貢獻蛻變為影響力剝削，導致貧富差距和不平等現象惡性擴張。時至今日，我們對資本存在的意義以及對沖其負面作用的必要性已經達成了基本共識。

從民本思想到全過程民主

在如何駕馭「必要之魔」，維護和促進人民利益方面，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我國面臨不同的課題，前者需要更多地約束資本，而我們則需要更多地放鬆資本。因此，施蒂格利茨一直呼籲強化反壟斷法，遏制科技巨頭與金融資本的過度集中。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資料顯示，1980至2010年期間美國市場集中度激增，90%企業的資本回報率僅為中位數的五分之一，市場亟需通過立法打破壁壘。皮凱蒂等學者長期呼籲通過累進所得稅、遺產稅和公共教育投入等手段實現社會再分配。美國2017年推出的減稅法案使頂級富豪的實際稅率降低為3.4%，越發加劇了社會階層固化。中國則在2025年4月30日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營經濟促進法》，進一步優化民營資本發展環境，保證各類經濟組織公平參與市場競爭，促進民營資本健康發展，構建高水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發揮民營資本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推動國家由弱變強、全面崛起的中國模式，融合了毛澤東的理想主義和鄧小平的現實主義，主要內容包括有為政府高效的治理體系、國有經濟和民營資本相互促進的混合經濟體制、「一國兩制」為代表的包容性和開放格局等，而其核心密碼在於民本思想指導下駕馭政府、資本兩大「必要之魔」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特朗普的加速主義哲學和政策把世界推向了危機，也充分暴露了西式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的內在缺陷，極大地削弱了其合法性和軟實力，這顯然為我國傳播源於中國經驗和模式的民本主義普世價值提供了難得的機遇。面向未來，我國社會的首要任務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以及行之有效的中國模式，同時可以在充滿感召力的民本思想的指引下，繼續在政治體制層面提升人民對政府和資本的監察和制衡力量，超越西方民主制度的治理框架，構建一種普世性的、得到世界人民廣泛認同的民本主義治理體系。

政府與資本的「必要之魔」屬性在當前歷史階段無法根除，但中國可通過制度迭代將其轉化為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維護和促進人民利益，並不一定要求人民選舉政治領導人來治理國家，希特勒和特朗普等政客的上臺，警示世人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本身無法確保人民根本利益和世界秩序。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人民至上，把人民的利益和監察權力貫穿到治國理政的全過程當中，這是中國民主實踐發展的理性選擇，也是全過程民主思想的應有之義。

西周初期的周公總結商亡周興的歷史經驗，提出了「敬天保民」的主張，強調敬從天命、懷保小民、施行德政，奠定了後世統治的基本政治倫理和治國方針。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周公的民本思想在古代中國並沒有得到充分執行。當今的中國已經完成了工業化，互聯網與社交媒體普及，人民要求建立體現其意志的對政府和資本進行全過程監察的政治體制，遏制政府權力濫用和資本無序擴張。中國社會應該對此做出回應，宜在適當的時機推出一種融合中國民本傳統與西方選舉形式的「保民官」制度，在保留現有執政黨和政府治理體系的前提下，落實縣鄉基層民主，通過一人一票的選舉形式推舉代表和維護基層人民利益並在權力體系中由國家最高領導層直轄的「保民官」隊伍，對政府官員、企業家、商人、高管、大學等進行全過程監察和制衡，這樣既避免了政府與資本之間直接的激烈衝突，又能構建一個政府有擔當、資本有邊界、社會有溫度的民本主義治理體系，把「必要之魔」推向「必要之善」，在「魔」的陰影中尋找光明，在歷史的塵埃中照亮人類前行的長路。

作者伍俊飛博士是紫荊黨政策研究院院長。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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