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劉暢

海運戲院落幕的消息，猶如一記重錘，再次敲響了香港電影業的警鐘。這家在尖沙咀屹立逾半個世紀的地標戲院，見證了香港電影的黃金歲月，陪伴著一代又一代影迷，如今卻因租約到期而結束營業。這不僅僅是一家戲院的消失，更像是一個時代的落幕。

行業困境：不容迴避的現實

數據總是最無情的見證者。2024年香港中西電影票房總收入僅13.4億元，較2023年下跌6.2%，創下13年新低。全港戲院數量已萎縮至56家，今年開拍的香港電影更是不足10部。這樣的數字與八十年代香港每年製作超過300部電影的輝煌時期相比，無疑是天壤之別。

香港電影業的低迷，與整體經濟環境密不可分。市民消費力下降，觀眾觀影習慣的改變，以及流媒體平臺的興起，大大影響戲院觀影模式。如今除非是大型製作或視覺效果突出的電影，否則觀眾更傾向於在家透過網絡平臺觀看普通電影。這種趨勢導致戲院觀影人次下滑，形成惡性循環：戲院收入下降，進一步影響電影公司投資拍片的意欲，電影數量減少，又令觀眾更少入場，而問題的核心在於如何重新點燃觀眾的觀影熱情。

轉機：在困境中尋找希望

然而，在這樣的低谷中，我們依然能夠看到一些令人鼓舞的信號。2024年，香港電影的票房收入自2004年以來首次超越荷裡活電影，比後者高出5.5%。這一數據暗示著，本地觀眾對於優質香港電影的支持熱情依然存在，甚至有所提升。

回顧去年，《破﹒地獄》、《九龍城寨之圍城》、《焚城》等港產片都取得了不俗的本土票房，反映出香港觀眾對本土題材電影的支持與熱愛。這些電影之所以能吸引觀眾，恰恰因為它們帶有鮮明的「香港特色」，並能呈現出本土的文化魅力和社會關懷。

更加令人欣喜的是，近年很多香港製作的電影開始更多地關注社會弱勢群體及本地議題，展現電影作為文化載體的深厚力量。例如《看我今天怎麼說》，是香港首部以聾人為主角的劇情長片，展現聾人如何透過視覺和手語與世界溝通，讓觀眾看到日常生活中容易被忽視的群體和議題。《爸爸》則關注青少年思覺失調患者與家庭的相處難題，引發社會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關注。《虎毒不》聚焦照顧者的艱辛，凸顯社會支持系統的重要性。此外，紀錄片《香港四徑大步走》展示香港本地行山文化，讓世界重新認識香港的另一面，成為城市新的名片。

這些作品所蘊含的社會關懷和人文情懷，正是香港電影區別於好萊塢大片的獨特之處。它們不僅僅是娛樂產品，更是香港社會的一面鏡子，反映著這座城市的文化、歷史和人民的生活。這種以小見大、深入人心的創作理念，或許正是香港電影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

政策支持：政府的角色與責任

無疑，要推動香港電影業的復興，政府的角色至關緊要。現時，電影發展基金已為業界提供了不少支持，但在當前這個最困難的時刻，政府更應加大投入力度，讓更多優秀的電影構思得以順利轉化為拍攝製作。政府的支持要更加積極和靈活，無論是資金申請，還是票房撥付，都應該要大幅度簡化流程，讓資金更快流轉，也可以讓更多優秀的創意能夠從構思走向製作。此外，政府亦應積極引導電影公司適應時代轉變，將目光投放至流媒體平臺，透過資金及政策支持，鼓勵本地電影和劇集在流媒體平臺上發展，建立更加多元化的商業模式。現時全球電影產業已逐步轉型，流媒體平臺成為許多電影及劇集的重要載體，香港電影業亦需要主動適應這種轉變，開拓更多元的市場空間。

香港電影承載著幾代人的情感與記憶。這種文化情感的積澱，是香港電影最珍貴的資源。儘管現時香港電影業處於最為困難的時刻，但這同時也是業界重塑未來的關鍵契機。只要有觀眾依然期待、電影人仍在堅持、好作品不斷湧現，香港電影就永遠不會失去復興的希望。在最困難的時候，往往也孕育著最激動人心的轉機。香港電影的未來，仍值得期待。

作者劉暢博士是香港新方向總召集人。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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