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互聯網上寫蔡瀾的文章很多，去世後無論被讚被罵，最不在乎的人可能就是蔡瀾了，所以那些文字對他本人沒什麽意義。其實那些對蔡瀾進行深度評價的文章，大多都「借題發揮」了。它們觸及了香港這個英國前殖民地的文化生態，借蔡瀾評香港文化，以及它對中國內地的影響。

我覺得其中一些對殖民地文化內在扭曲以及「精神天花板」的分析，應當說有其道理，邏輯上也是自洽的。然而我同時覺得，對蔡瀾一方面不應朝着「香港四大才子」的方向使勁拔高，另一方面也不應對他刻意貶低。對他這個香港文化名人，如果朝一個方向評價得太極端了，雖然文章可以自圓其說，但會脫離真實，成為把蔡瀾當由頭的價值觀宣示和叫板，難免離原本的素材跑題太遠。

有幾個基本事實還是值得確認的。

一是蔡瀾的確挺有才的，儘管「香港四大才子」這個標簽本身就有些誇張，但是他能出那麽多作品，跨越了多個領域，而且在香港文化市場上很成功，做到就很不容易。可以說，市場對他的個人才氣做了驗證。

蔡瀾的確算不上什麽「大師」，個人履歷中也曾有拿不上台面的東西，比如早年拍三級片。但是不能否認，他這一生中對香港文化的繁榮整體上是一個積極的角色，也是一個活躍元素，他為香港在華語文化圈里一度站到很高位置上起了「推波助瀾」作用。

第二，為了論證蔡瀾總體上「品位不高」，一些作者強調了香港殖民文化的局限性，意思是包括金庸等其他幾位「才子」其實水平一般，概因這種局限性。香港地域狹小，又受殖民統治多年，文化屬性上有些中不中西不西，這一指出有一些道理。

但我們同樣要客觀看，香港流行文化在八九十年代對內地產生了很大影響，這種影響對內地走出「改革開放」之前十多年的文化荒蕪和僵化發揮了積極作用，對於開拓內地文化工作者的視野，學習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文化元素構建提供了大量參考線索，也提供了一些有示範價值的案例。後來隨着大陸迅速發展，香港在文化上的參考價值逐漸降低，直到華語世界的文化創新中心基本離開香港，香港的一些藝人紛紛到內地發展，或者融入到內地的文化市場框架中。經歷了這個變遷，內地文化自信大幅提升，創造力今非昔比。

然而即使這樣，不能對香港曾經發揮的作用，以及那波影響中的活躍力量，反過來進行蔑視，否定他們的集體價值和延續力更強的一些個體價值。我們應當更公允地評價香港所謂「才子」、「天王」等在幾十年大交融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

第三，蔡瀾主張「人生沒什麽好比的，每個人都是這個世界的體驗者。人生沒有真正的完美，照顧好自己的健康和情緒，這場人生你就已經贏了一大半」。這樣的價值觀與「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以及「橫渠四句」所宣揚的價值觀當然不同，顯得不夠積極。

但同樣要看到，蔡瀾的宣揚在社會流傳過程中，從未與「遊戲人生」、「躺平」這樣的真正消極主義為伍，也沒有被後者當成旗幟或者武器大肆利用。他的話更多是被人們在過度緊張和面對失敗想不開時用來自我勸慰，幫着自我解脫。因此他的許多「消極言論」對人們實際起了積極作用。我們的世界本來就是充滿矛盾的，儒、道兩種價值觀在從不同方向幫助實現國人的精神平衡。蔡瀾是名人，有錢，他最後看輕名利，勸慰人們各得其樂，其作用即使是複雜的，但肯定不應被武斷做負面的定性。

除了上面這些，老胡想說，蔡瀾西歸後，引起了這麽多評論和爭議，這反映了現實中人們存在的精神矛盾和困惑，每一種主張都有他們的現實淵源。但是我想提醒的是，不要拿蔡瀾過度借題發揮，這種發揮走向極化時，出現一定的荒謬就是難免的。蔡瀾經歷了香港繁榮而矛盾的時代，他本身是複雜的，但他配得上是香港那個時代文化的符號之一。

作者胡錫進，是《環球時報》前總編輯。

文章原刊於新浪微博，《香港01》獲作者授權轉載。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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