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周小稞

熾熱的七月註定是包括筆者在內的香港十餘萬家庭的「不眠之月」。7月6日，IB放榜，香港2,630名考生中誕生40名滿分狀元；7月8日，升中派位公佈，48,011名參加派位的學生85%獲派第一志願，95%獲派首三志願，滿意率創歷來新高；7月16日，DSE放榜，55,500名考生中16,393名日校考生達到本地學士學位課程的入學要求，破紀錄的14間中學誕生破紀錄的16名狀元。

幾家歡喜幾家愁，今年的放榜與派位有喜也有憂。喜的是，派位的滿意率創了新高，而無論是IB還是DSE，狀元的人數則都破了記錄，儘管不清楚這到底是因為尖子學生的水平提高了還是因為評分的標準放鬆了。而且在16名DSE狀元中，10位是所謂的「超級狀元」，1位更是所謂的「終極狀元」。憂的是，儘管今年DSE的考生總數較去年增加約一成，但42,795名日校考生仍較去年減少了500人。至於今年參加派位的小學生更是較去年下降了6.6%，與目前官立、資助與津貼中學提供的中一學額還有約2,000名的缺口，「縮班殺校」的風險猶存。

不過好在有內地移民的到來，為處在「縮班殺校」風險中的香港中小學帶來了一線生機。雖然政府部門沒有提供相關數據，但香港中小學大量講普通話的插班生確實是真實的存在。筆者剛剛參加完一家中學為完成升中註冊學生舉行的家長會，期間就有不少講普通話的家長發言。事實上，正是這些內地學生讓報考DSE的日校生人數走出了2022年的低谷，並讓中五到中一的日校生數量逐級增多，而如果沒有這些學生的到來，參加派位的小學生人數可能下降得更多。

內地學生不僅為香港中小學帶來了如及時雨般的「數量」，更為香港中小學注入了新鮮血液與動能。作為華人社會，香港的學生也很「卷」，但「卷」的程度與內地相比還是要甘拜下風。筆者相信，內地學生在內地家長的督導下會拿出較本地學生更「卷」的學習態度與行動，追求全面發展尤其是學業成績的領跑。筆者聽聞，內地已經出現了一大批DSE和IB輔導機構，以內地高考的模式為學生備戰DSE和IB考試。不假時日，內地學生就會在DSE和IB考試中有出色表現。而這種端倪已開始顯現，今年的一位DSE狀元就是家住深圳的跨境生。內地學生帶來的「鰱魚效應」勢將幫助維護香港中小學的整體活力與競爭力。

與此同時，今年的派位與放榜也再次暴露出當前香港教育界面臨的一些挑戰，首當其衝的就是教育的公平性：如何確保教育資源在各個階層間的公平分配？按理說，社會中下階層應該獲分配更多的教育資源以幫助他們突破階層的固化，實現向上的流動。但香港的情況卻是反其道而行之，更多的教育資源被直接或間接地分配給了社會中上階層而進一步強化了階層固化。香港的大學針對DSE與IB考生採納的不同錄取標準就是這樣一個典型案例，升中派位亦是如此。

和DSE相比，IB的難度是相對偏低的，每六十多名考生就能誕生一名狀元，而DSE每兩千六百多名考生才能跑出一名狀元。考試難度有高有低無可厚非，只要大學在錄取標準上一視同仁就不會引發爭議。但問題恰恰出在這裡，香港的大學針對DSE與IB考生的錄取標準存在明顯差異。以港大為例，每年DSE日校生中只有7%-8%的比例有機會入讀港大，而IB考生中這一比例卻是高達八成到九成，IB考生入讀港大的成功率是DSE考生的十餘倍。同樣是尖子生，拿到高分的IB考生也遠較拿到高分的DSE考生更易入讀港大醫學院，考生規模是IB二十倍的DSE獲港大醫學院分配的錄取配額不到六成。既然入讀大學如此輕鬆，為何報讀IB的考生還是如此之少？原因無它，高昂學費令絕大部分學生卻步。

升中派位也存在著類似的問題。香港的中學本身並沒有被劃分為Band 1、Band 2和Band 3，但學生卻是按成績被劃分為Band 1、Band 2和Band 3，並根據成績的高低來依次選校。在這樣的選校機制下，香港的中學也漸漸組別化，最後最好的一組學生進了最好的一組學校，而最差的一組學生則進了最差的一組學校。最差的學校面對最差的學生，積極性遭到削弱，好的老師會選擇離開，後來冒尖的學生也會選擇離開，更好的教育資源在無形中流向了最好的一組學校和學生。高收入的家庭可以用錢擺脫困境，而低收入的家庭卻只能坐以待斃。

除了公平性問題，香港教育界面臨的另一個挑戰就是學生的選擇與經濟轉型的脫節。像往年一樣，絕大部分IB與DSE狀元都選擇入讀中大或港大的醫科。對於這樣的選擇，筆者並沒有異議，畢竟醫生的職業在香港不僅收入高，也備受社會尊敬。相比之下，雖然近期美國AI產業搶人大戰中開出的薪酬高達一億美元，但AI職業競爭性強，不確定性高，沒有醫生這一行來得穩定與舒適。不過AI確實代表著未來，代表著香港轉型的方向，而且也勢將對醫生這一傳統行業帶來革命性衝擊。加上內地越來越顯現的替代性，醫生職業的前景不樂觀。

針對這些挑戰，香港教育界不應該熟視無睹、聽其自然。對於存在的直接或間接的不公平性問題，特區政府有關部門應該採取相應的措施加以糾正。譬如說，要求香港的大學對DSE考生和IB考生一視同仁，將盡可能多的學位分配與合資格的DSE考生，因為這些「物美價廉」的學位對於大部分來自基層的DSE考生而言更為重要。再譬如說，在升中派位方面參考內地的做法，除了少數頭部中學按成績招生外，其它中學均按考生所在區域隨機錄取，同時引入中三分流機制，將部分學生根據成績或意願引流至職業教育的方向。與此同時，有關部門也應採取措施，積極引導學生的職業取向以配合經濟轉型。譬如說，大幅提高醫科的學費，為STEM專業提供高額獎學金，誘導更多的尖子學生投向創科領域。

作者周小稞是紫荊黨政策研究院研究員。文章僅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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