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辛幼安

每年元旦，都是各項涉及民生事項增加收費的大日子。在2026年的元旦日，普羅市民的公共醫療開支都將因醫管局及衛生署以不同形式增加收費而增加。雖然市民可以對在醫管局的醫療開支申請豁免收費及設有每年開支上限，但申請需由病人自行提出。另一方面，病人在明年元旦起就個別放射服務及化驗服務應診時，亦需要在應診前「先繳費」後享用，否則有關服務將有可能被取消。

如果不幸過身，醫院的殮房服務亦再不是免費提供。相反，各遺體就會像市面的集運倉一樣只享有「三天」的免費存倉期，免費期過後，家屬需收取最高每天$550的存放費。而就免費存倉期的長短，相關官員明顯得知香港殯儀操作最少要三星期才可以處理好火化爐事宜，並呼籲前線同事協助化解有關矛盾。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國家在治理層面上面不斷強調「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時，筆者不禁要問：主事官員是否已被一堆成本、一堆指標性數字讓「逐利思維」侵蝕「生命至上」的公共利益底線。

當一眾香港醫療體系問責官員在增加公營醫療收費的記者會上反覆強調「資源錯配」、「服務浪費」，並以「按項收費」、「引導使用」等詞彙解釋加價的邏輯時 ，公眾感受到的不是對醫療資源的精準規劃，以維持香港醫療系統的初心——全面保障患者不會因經濟情況而得不到治療。

無可否認，成本數字、病床使用率是客觀地確保香港的公共醫療資源恰當地運用，也是令一眾在制度頂層游走的官員「心安理得」的靈丹。但如果醫療主事官員到前線醫院的行政總監，都是慣性地以一種濃厚的私人企業營運思維，將公共醫療服務視為過份強調需要控制成本的一盤生意，恐怕模糊了公共醫療是一盤非逐利性和保障全民健康的公共利益本質。

服務的溫度不但包含讓寵物進入病房陪伴病人的倡議，亦包括只有三日免倉期的殮房遺體及一堆堆列印在繳費單上的分層收費的冰冷數字與操作。此次香港公共醫療調整收費引發的爭議，核心並非加價本身的合理性，而是一眾香港醫療體系問責官員在應對市民質疑時暴露的冷漠與偏頗。

香港公營醫療體系的核心價值在於「兜底」，而非「盈利」，這與私企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邏輯存在根本區別。醫療主事官員在論證調整收費的必要性時，大量引用數據強調系統失衡：基層醫療僅佔28%開支而公立醫院負擔九成住院病人，急症室六成求診者為非緊急個案，MRI檢查量年增12.4%且一成預約者失約 。這些數據或許客觀，但當高層將收費調整作為解決一切問題的鑰匙，卻對民眾最關切的負擔能力問題輕描淡寫時，私企式的成本控制思維已然顯現。

這種思維在政策細節與回應質疑中更顯直白。醫管局提出專科門診藥費按每4周20元收費，最初竟未清晰說明派藥周期與收費單位的區別，直到民眾質疑「強制每月到醫院」才被動澄清。在急症室收費上，僅豁免「危殆」「危急」兩類病人，對同樣需要緊急救治的第三類病人卻棄之不顧及一再強調急症服務的本意，美其名曰「避免不必要的爭拗」，全然忽視基層市民「門診約不上才去急症室」的現實困境。這種「一刀切」的規劃，與私企追求管理效率而壓縮服務成本的做法如出一轍。令人擔憂的是，高層在回應中，將漲價的正當性建立在「打擊濫用」之上，卻對公共醫療的資源分配失衡及避重就輕。

公共醫療的可持續性從來不是單靠漲價實現的，而是依賴於對公益本質的堅守與科學治理的完善。醫管局雖提出「全年收費上限一萬元」「優化減免機制」等補償措施 ，其政策背後的邏輯、理據及論證並沒有公開交待，既未讓公眾人士知道不同收入群體的負擔測算，也未明確說明額外收入是否在沒有削減撥款的情況下讓醫管局自主調撥到最需要的服務上。這種「只談加價的必要性，不談如何增加系統的保障性」的應對方式，與私企漲價前後的溝通邏輯不謀而合，卻與公共部門應有的公開透明原則背道而馳。

香港公營醫療體系的核心優勢，在於以有限資源實現了全民健康保障的兜底功能。當醫管局高層用私企的成本思維取代公共服務的人文關懷，用「管理效率」取代「生命至上」，再好的數據論證也難掩對服務的質與量平衡之間的忽視。醫療收費可以調整，但公共醫療在保障公眾利益的底色不容稀釋；資源可以優化，但對普羅大眾的關懷不能缺位。這份底線，理應成為醫管局以及一眾香港醫療體系問責官員決策時最基本的共識，也是有溫度服務的最根本起點。

作者筆名辛幼安，是一名普通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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