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江懷瑾

醫院管理局早前就優化醫療費用減免機制下的申請安排出新聞稿，其中在尾段最後一句以令人頗不察覺的表述︰「醫管局亦為一些其他醫院行政費用（例如證明書及醫療報告、影印費和殮房收費等) 進行調整。」——這種說法，完全將醫療制度收費改革和是次收取殮房儲存費的「行政費」，混為一談。

事後有參與當日在立法會討論的議員宣稱，政府當日沒有就殮房收費作出交代。另一方面，筆者了解到在醫管局內負責推行有關計劃的醫管局人員早前在講解殮房收費架構時，已經有前線執行人員表明有關安排完全不符合香港一般處理整個殯葬所需要的時間。現時每副存放在公立醫院內有家屬處理的遺體，在殮房停留的時間絕大多數是一個月左右，而儲存超過60天的遺體，更多是因為家屬之間的爭端而影響了先人入土為安的時間，這些較少出現個案對屍格流轉的影響是少於5%。

可惜，負責倡議的政策局負責官員，好像罔顧了一個合理的社會習俗的執行時效，負責內部簡介會問答的醫管局高層人員卻只是以「你說的事，行政總裁一早知道了」及「唔該你哋到時幫我拆彈」來企圖減輕在執行中已可預見的前線矛盾。可以說，社會對收費的嘩然與爭議並不是因誤解而發酵，它早已是釘在鐵板上會發生的事，但內部視而不見。

筆者認為任何公共政策的推行，最重要的一環就是得到受影響一方以及協助推行的一方（包圍在政策外圍的持份者）的支持，才得以在彰顯公共利益的情況下，以合適的資源順利推行。醫管局作為香港公共醫療體系的核心載體，其服務最根本的底線就是堅守「普惠性、公平性」的公共利益底線。然而，由殮房收費機制所引發的社會爭議，折射出公共管理實踐中價值定位、能力適配與公眾支持的失衡。借助公共管理「三圈理論」（價值圈、能力圈、支援圈）的分析框架，可清楚折射出該收費模式對公共醫療公益屬性的違背。

價值圈偏離：公共利益本位的失守

三圈理論中，「價值圈」是公共政策與服務的核心內核，要求公共機構的行為必須以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為根本目標。公共醫療的核心價值在於保障全體市民的基本醫療權益，尤其是在生命終點階段，殮房服務作為公共醫療服務的延伸，更應體現中國傳統社會倫理中的人文關懷，而非以「打擊濫用」的先入為主思想，用「成本回收」或「商業化運營」懲罰一直以來遵守社會道德規範的最大群體。

醫管局的殮房收費機制明顯地未充分考量弱勢群體的支付能力，折射出低收入家庭、獨居老人等群體可能因高昂殮房費用而陷入「死不起」的困境，違背了公共服務「兜底保障」的價值初衷；另一方面，分層式收費包含的市場化導向，模糊了公共與私人服務的邊界——作為公共機構，醫管局的殮房資源屬於公共資產，其服務定位本身應優先考慮社會福利視角而非促進經濟收益。過度強調「成本覆蓋」會導致公共服務變化為「商品」，割裂了公共醫療與民生福祉的內在關聯。這種價值定位的偏差，本質上是將「經濟效率」置於「社會公平」之上，背離了公共醫療「以民為本」的核心使命。

能力圈失衡：公益供給能力與價值目標的脫節

「能力圈」要求公共機構具備實現公共價值的資源、機制與執行能力，即通過合理的資源配置、制度設計，將公共利益目標轉化為可落地的服務實踐。醫管局作為具備法定地位的公營醫療機構，既擁有財政補貼、公共資源等優勢，也肩負着優化服務機制、平衡公益與運營的能力責任。

在殮房收費問題上，醫管局的能力適配性明顯不足，未見「公共利益優先」之前卻先見「打擊濫用」的響亮旗號。公立醫院殮房服務是公共服務的屬性，實實在在反映在政府每年對公營醫療系統的巨額資助之上。在此觀點上，殮房服務的成本更不應完全轉嫁到服務使用者身上。但醫管局過度依賴「用者自付」模式，暴露了其在恰當地利用公共資源達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能力短板。

再者，除部份逝世前在公立醫院醫療開支已獲豁免的先人外，醫管局的殮房收費可以說是無差異化的服務機制缺失，對不同收入的社群，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兜底保障能力不足，導致公共服務的「普惠性」難以落地。最後，中國人的傳統倫理觀、對逝者家人應有的人文關懷，在新收費下已完全脫節，商業化的收費傾向擠壓了人文關懷一方的空間，進一步加劇了公眾對本次政府的公共醫療收費改革的「冰冷化」感知。這種「能力圈」與「價值圈」的脫節，使得公共利益目標淪為流於表面的形式，難以轉化為實際的民生福祉。

支持圈萎縮：公眾信任與社會共識的消解

「支援圈」是公共服務可持續運行的社會基礎，要求公共機構的行為獲得公眾的認可與支持，形成政策執行的合力。香港公共醫療的公信力源於公眾對其「與民攜手、保健安康」的價值認同，而殮房收費安排就正正是違反社會正常倫理道德規範的收費機制、不斷侵蝕社會信任，導致支持圈持續萎縮的最好例證。

殮房收費引發的社會不滿，直接削弱公眾對醫管局的信任度。當公眾感知到一些直接關係自身重要權益的公共服務（例如︰醫療、教育）已慢慢變成「重收費、輕公益」時，社會大眾對有關服務及其體系的認同感無可避免地將會降低，甚至引發「公共服務不公」的負面輿論，破壞政府與社會的良性互動；另一方面，收費爭議加劇了社會階層分化的感知——富人可通過付費獲得更優質的服務，而弱勢群體則被迫承受較差的服務或高成本的壓力，這種「差異化待遇」會撕裂社會共識，導致公眾對公共醫療的支持從「主動認同」轉向「被動接受」。支援圈的萎縮不僅會增加公共服務的執行阻力，更會動搖公共醫療體系的社會合法性基礎，違背了公共管理「凝聚社會共識」的目標。

醫管局殮房收費的爭議警示我們：公共服務的核心生命力在於「價值圈引領、能力圈支撐、支持圈呼應」的協同統一。在價值圈層面，殮房服務作為公共醫療延伸的福利屬性，將「兜底保障、公平普惠」納入收費機制設計中，達到「公益優先」的核心定位應明確列為首要原則；在能力圈層面，醫管局應優化資源配置與制度設計，強化對弱勢群體的精準協助，提升服務的人文關懷品質；在支持圈層面，增強公眾參與，讓受眾多了解收費機制的背後的邏輯、拿出可以抵受到「陽光測試」的理據，才是公眾對公共服務信任的重要基礎。達到「以公共之力，解民生之困」的政策目的。

醫管局殮房收費的案例再次證明，公共管理若偏離公共利益價值，即便具備資源與能力，也終將失去公眾支持。唯有堅守初心，實現價值、能力、支持三圈的協同共振，才能讓公共醫療系統真正成為守護民生福祉的安全網，彰顯公共管理的本質價值。

作者筆名江懷瑾，從事公共政策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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