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聲道|中國如何打破階層固化:從一條「鯰魚」談起

撰文:01多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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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微博用戶「北極鯰魚」在社交媒體上發佈炫富、辱華、官三代言論,在中文互聯網攪起了一場風浪。該用戶可謂趾高氣昂、口出狂言,聲稱「家有9位數」資產,「喜歡看支性難改的樣子」,感覺爺爺「貪了」等等。

然而事件發酵大半個月,官方深圳市交通運輸局,即「北極鯰魚」爺爺的前單位僅發佈過一條《情況通報》。網友不禁擔心,這場由一條「鯰魚」攪起的輿論風波是否會再次不了了之,被放在歷史的一個不起眼的角落,慢慢遺忘。筆者說再次,因為近年來中國的類似「人物」可謂層出不窮:前有開平治進故宮的「露小寶LL」、蘇州許可馨,後有江西「周公子」周劼。同樣是炫富、辱華、秀關係,同樣是不了了之。

來稿作者:張葛思涵

筆者認為,以上事件能夠在中國此起彼伏地出現,不斷挑起線民的怒火,很大程度上是上層與人民群眾不斷疏離,階層矛盾不斷激化的結果。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原因是新中國成立至「文革」前夕,政府和黨內新的統治階級的形成以及隨之而來的官僚主義盛行。為了打破這種新的階級固化,毛再次拿起「階級鬥爭」的武器,用人民的手推翻黨和政府。然而,正如魏昂德(Andrew Walder)所言,以如此血腥殘酷的方式發動的這場運動的結果僅僅是新的軍事統治階級的上臺(即革命委員會)和新官僚的誕生(以林彪和「四人幫」為首)。

階層矛盾激化 民眾趨不容忍

1978年,鄧小平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大幕。客觀說,過去的45年是中國經濟起飛的45年,該國也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須指出,這45年也是一個新的統治階層和一支新官僚隊伍形成、鞏固的45年。建國初以及「文革」中未解決的階級矛盾問題,在這個新時期依舊存在,並有逐漸公開、激化之勢。

改革開放之初,一個舊的統治階級剛被推翻,一個新的官僚體系尚未完全建立,彼時人民中大量的優秀人士仍可通過努力改變命運,完成階層跨越,邁入新的統治階層。同時,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老百姓的生活條件和經濟水平實實在在地得到了提高。因此這一時期,群眾對階層矛盾和不平等的容忍度尚處可控範圍內。

然而一旦經濟增速放緩,一個由舊官僚和完成階級跨越的新官僚組成的新的統治階層已經形成並不斷固化,普通人要想完成階層跨越變得越來越難,寒門再難出貴子。此外經濟不景氣時,首先受到衝擊的當屬窮人和老百姓,而富人和統治階層受影響相對較小,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因此,這一階段也是階層矛盾激化,民眾對不平等的容忍度急劇下降的階段。這種現象被經濟學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稱為「隧道效應」(tunnel effect)。

作者認為經濟增長放緩,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民眾對不平等的容忍度急劇下降的階段。(Reuters)

階層矛盾無關政制 人民要當家作主

當階層再難逾越,當上層佔盡資源,一條出身上層的「鯰魚」橫空出世,以輕蔑的語氣羞辱代表人民的網友,也難怪後者會群情激憤。

事實上,統治者和人民之間的矛盾並非中國一家獨有,而是這個世界的普遍問題。在部分西方國家,階層固化恐怕比中國有過之而不及。很多人的出生就決定了他們人生的上限。在這些國家,政權長期把持在政治精英和政治家族手中。因此,階層矛盾大小恐怕無關乎政治制度,而關乎統治集團的組成與運行邏輯。

筆者認為,若要維護中國現行政治體制的穩定與永續發展,當局需要思考以下幾點:

第一,中國是「人民」的共和國。人民不能只停留在口號中,停留在黨政軍機關的名稱中,而應該成為國家真正的主人,這符合黨和政府的宗旨。此言看似老生常談,但現實與紙面的差距人們都心知肚明。因此:

第二,打破不斷固化的階層,重新實現靈活的階層流動已刻不容緩。這意味著「上得去」:有能力的普通人能夠通過自身努力進入統治隊伍,並完成統治隊伍內的晉陞;真正做到「賢能政治」,做到憑本事,不憑關係。這也意味著「下得來」:「北極鯰魚」和周劼們理應剝離出統治階層,不再享受與自己不匹配的諸多特權。此外,「下得來」還有利於防止進入統治集團的普通人搖身一變成為階層固化的維護者。黨和官僚隊伍只有由廣大人民組成,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為人民謀幸福。而要實現這種範圍的階層流動:

弱化「關係」 觸碰利益集團「蛋糕」

第三,公共部門應提供更公平的選拔晉陞環境。凡與公家沾邊的,無論是黨、政,還是國企、事業單位都應為來自不同階層的人士提供平等的准入機會,報考者憑能力錄取。公平透明的選拔制度在之後的「晉陞錦標賽」中同樣適用。相應地,當局應弱化「關係」在以上過程中的干預。

讀者或許會覺得在中國這個人情社會,讓中國人拋棄其幾千年來賴以生存的東西近乎癡人說夢。首先,筆者並未徹底拋棄關係:人情關係不應過度干涉公共部門,而其在私營部門與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不應受限,當然前提是法律允許。其次,中國現行政治制度的一大特點是若中央下決心做一件事,舉國都會朝著這個方向使勁,此事大概率也能成。因此,一定不要低估統治階層的執行力。最後,此事若要實現,最大的阻力仍是統治集團本身。誰都想分到並且始終分到更大塊的「蛋糕」,因此限制關係在公共領域的作用相當於讓統治者讓利,這無異於革自己的命。然而,改革開放以來的哪一次政治經濟體制改革不是通過觸碰利益集團的「蛋糕」實現的?因此,筆者對建立一個更加公平的公共選拔制度有信心。

作者張葛思涵,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公共政策碩士,目前從事政策分析與項目管理。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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