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政府統計處公佈的數據，2022年本港每千人的出生人數是32.5，跟2021年的37.0相比，又有所下降了。香港生育率已經成為全球最低，看看去年的數據，每位本港婦女只生育0.8名嬰兒，低過韓國和新加坡等。這樣下去，不單是香港在經濟方面的生產力和競爭力會受到影響，沒有新生人口為繼，就連城市最基本的活力和動力，都會失去。説得直接一點，已經影響到生存的問題了。

來稿作者：劉仲恒

政府也看到了問題所在，特首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表示從去年10月25日起，就每名出生的嬰兒向合資格的父母派發兩萬元，計劃為期三年，以鼓勵市民生育，希望推高生育率。政府最近也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開立近23億元作新承擔額，以用作新生嬰兒獎勵金的用途。這做法雖然方向正確，卻略嫌「治標」而未能「治本」。

發放現金鼓勵固然好，但生育畢竟是人生大事，準父母要考慮的事情很多。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整體氛圍必須要讓準父母想生育，他們可以對自己為人父母的決定有了信心，才會決定生育。他們在社會和財政方面的可持續發展想通了，便會做出生育的決定。

擧個例子，在社會氛圍方面，工作時數便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因素。不少年輕人說他們正處於「搏殺期」，工作很忙，沒有時間生孩子。筆者有時想，在不少個案裏那確實可能是個理由。如果要求年輕人每天工作超過八小時，他們怎麽可以找到時間「談戀愛、結婚、生孩子」呢？不讓準父母長期超時工作至關重要。

筆者在某一電視劇裏看到這一幕，有一名正在試用期内的年輕女職員在進辦公室前先摘下結婚戒指。朋友問她，她回答說擔心上司會認為她的婚姻狀況就意味著她會生孩子，那就會毀掉她的事業。所以，如果一名準媽媽必須要在生育和事業之間二選其一，又怎麽會有生育的欲望呢？因此，推動工作與生活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北歐國家是這方面的榜樣，他們在工作安排和假期長度方面展示出巨大的靈活性，可能由於這靈活性，新冠疫情第一波衝擊時，北歐國家的出生率保持穩定，甚至輕微上升。

其實，新冠疫情為工作模式帶來很大改變。現在，工作文化對許多人來說已不再受時間和地點的束縛，所以，生孩子跟工作的結合也可能改變。多了在家工作便少了來回上班要花的時間，也多了陪伴家人的時間，對於生孩子來説，都是有利的。

在財政方面的可持續發展，除了現金鼓勵，像房委會剛宣佈的「家有初生優先配屋計劃」，由於涉及社會資源的再分配，也算是財政支持。香港的住房問題嚴重，有初生嬰兒的家庭在申請公屋時，可獲縮減一年的輪候時間，當然是好事。

作者劉仲恒是放射科專科醫生、香港大學公共衞生碩士、團結香港基金顧問。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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