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韻僖專欄

內地「外賣小哥」辛酸史引起國家高度關注，國家近年積極推出新措施，逐步改善全國上千萬名此等在網絡平台新經濟下產生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之權益。然而，香港從事外賣或快遞配送等的網絡平台工作者（下簡稱平台工作者）一向以「自僱」形式被聘用，一旦出現意外或其他狀況，由於其就業身份不明確，在香港的普通法制度下，需按個別案例判定是否屬「僱傭關係」，才有機會獲得勞工權益，其職業安全保障明顯不足。

自僱者透過承接短期工作為生的經濟模式「零工經濟」（Gig Economy），已成為全球大趨勢，他們的每項工作被稱為「零工工作」（Gig work），網絡平台的銷售或外賣速遞服務便是其中之一。全球網絡銷售平台近年高速發展，營運商透過手機應用程式或網頁，提供銷售或外賣速遞服務如雨後春筍，造就網絡平台經濟的龐大市場，這種將商品或餐飲由商家直接送到消費者手中商業模式，大大改變了零售和餐飲業的營運，也扭轉了消費者的生活習慣，足不出戶便可享受購物或美食樂趣，相信不少朋友均曾體驗過。

內地確立平台與外賣員僱傭關係

網絡平台經濟的背後，外送員極速把商品或食物配遞到消費者手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隨着全球愈來愈多人從事此類看似自由的「零工工作」，但網絡平台公司在市場中的強勢地位，導致平台工作者幾乎沒有議價能力，只能接受網絡平台公司單方面預設的待遇，令全球各地愈來愈關注網絡平台在保障平台工作者權益的社會責任。

內地14億人口，就業市場競爭激烈，在網絡平台經濟迅速發展下，不少大學畢業生跑去做「外賣小哥」。這份看似自由簡單的平台工作，實際上要求非常高，在平台演算法下需要及時極速派送，才能賺取較高利潤，超時加班搶單、趕死線導致交通意外、職業安全等問題頻生。由於「外賣小哥」屬「自僱」形式，營運商不用負上任何責任，因而成為了重大的民生問題。

為解決上述問題，內地非常有前瞻性，2022年中共二十大報告首次提出要關注網絡平台經濟的「新就業形態」，之後三年的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均強調要加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保障；去年內地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案例，確立網絡銷售平台與「外賣小哥」有僱傭關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亦發布政策，把他們納入最低工資保障、工時制度與規則透明度等，成功為他們建立了勞工保障規範。今年3月初全國兩會舉行前夕，內地多家大型網絡平台宣布為「外賣小哥」繳納社保，令他們的勞工權益跨出了一大步。

香港平台工作者權利保障落後

然而，香港平台工作者的就業身分以及保障，明顯模糊不清。據立法會資料，2023年香港至少有11.4萬人透過五大數碼平台，從事速遞和陸路運輸的有薪「零工工作」，當中6.4萬人為網上平台速遞員、5萬人為網約車及的士司機，他們大多被視為「自僱」人士，派送時所需的工具包括代步的單車、電單車或私家車，油費及保溫箱等，均須自行負責，平台公司也無需按法例為他們提供基本的勞工權利及工傷意外保障，情況明顯落後於內地以及其他國家。

外賣平台戶戶送（Deliveroo）今年4月初撤出香港，旗下200名員工獲勞工法例的法定權益以及遣散費，但1.2萬名不被視為「員工」的平台工作者，沒有任何遣散賠償的同時，部分正等待意外保險補償以及正在循法律程序追討工傷賠償，清盤後的追討前路仍是未知之數。

事實上，除了內地外，全球各地近年均積極正視平台工作者的勞工保障，其中比利時、葡萄牙、西班牙已立法，確立平台營運商與平台工作者的僱傭身份；美國加州通過法案將平台工作者假定為僱員；加拿大安大略省制定了新勞工法例，直接向平台工作者提供若干勞工福利；荷蘭引入平台工作者最低工資水平；新加坡則把平台工人納入中央公積金體系保障、要求僱主需購買工傷保險。

英國方面，勞動關係包括僱員、工人和自僱者三種身份，原被視為自僱人士的Uber司機於2016年向法庭提訴訟，認為他們受雇於Uber，應享有薪年假等福利以及受最低工資標準保障。經歷六年官司，英國最高法院最終裁定Uber司機為工人而非自僱者，需要賦予相關僱傭保障。2024年10月英國政府向國會提交《僱傭權利法案》，旨在廢除具剝削性的零工時合約，為零工工作者引入保證工時，以及要求網絡平台在合理時間內通知值班工作等，惟法案仍有待通過。

法律要彰顯社會公義　借鏡國內外促勞工權益

雖然香港與內地的法律制度不同，但在為平台工作者提供合理的勞工權益保障議題上，有一定共通點。筆者作為法律界人士，絕對認同法律需要彰顯社會公義，香港在全力拼經濟、謀發展之際，網絡平台經濟有極大發展空間，政府已成立包括平台公司及勞工團體代表的三方小組，共同探討加強保障平台工作者之勞工權益及福利的合適方案，盡見政府及社會各界均已有共識要解決問題，然而步伐實在太慢。內地及外國經驗非常值得借鏡，要把問題盡快解決，才能帶動網絡平台經濟健康穩步發展。

正當香港剛於6月17日傳來喜訊，在著名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的《2025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中的全球競爭力排名攀升至第三位，肯定香港是世界一流營商環境之際，科技與產業創新、包括人工智能及低空經濟的高速發展，將為平台經濟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新就業形態」將不斷變化，平台工作者亦有可能將面對失業等問題，因此在法律及政策層面上，必須盡快與時並進，參考內地及外國經驗，結合香港實際情況，創建出可持續的發展框架，以平衡商業創新發展和維護平台工作者權益的需要，從而激發出更大的社會創新動能。

作者彭韻僖是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律師會前會長。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