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專欄｜梁明德博士

國家「十五五」規劃將於下月全國「兩會」公布，訂明至2030年以及更遠景的社會經濟發展路向。本月初，特首李家超表示他將會親自領導跨部門專班草擬對接「十五五」的文件，香港將首次推出五年規劃。一些人質疑在香港推出五年規劃的必要，更說稱讚香港為「最自由經濟體」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將在九泉之下不得安息云云；亦有社論勸告政府即便進行規劃也要「適可而止」。

引導式規劃不是指令式計劃

多年來，香港實行所謂「積極不干預政策」，其本質是一種「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區別是：政府願意提供房屋、醫療、公路、鐵路等「社會分攤資本」，但不願指導個別產業。事實上，政府進行規劃在香港史上「司空見慣」，畢竟港府有義務建立這些市場難以獨力承擔的必要設施，包括但不限於各種基礎建設，以降低自由經濟下的一般生產成本。

然而，資本主義並不是只有「自由放任」一種，例如西德就實行過「社會市場經濟」（Social Market Economy），強力平衡勞資關係；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多國，實際上也是實行一種高福利的資本主義。再者，特區政府從來沒有表示，香港打算推行蘇聯斯大林式或新中國早期形式的「計劃經濟」。筆者認為，要在香港推動五年規劃，需要一場思想革命：不但各種「計劃思維」應該觸及為政者、「計劃機關」要健全，而且「參與規劃」、「擁護規劃」的「主人翁思維」，也應該滲透到社會各階層各分野的思維當中。

「市場」和「計劃」並不對立

筆者研究歐美及東亞計劃經濟思想史多年，在香港向人介紹自己的研究課題時，常遇到一個難題：居然有不少人沒聽過「計劃經濟」這個名詞，容易越描越黑；即便是向內地人介紹，也曾有人誤以為它是「改革開放」前的軍事化指令經濟。然而在二戰以後，法國、日本、南韓、台灣地區等都曾在資本主義大市場框架下實行過計劃經濟，不但由國家提供基建，並引導資本投向特定產業，為這些產業的發展提供信心，成功通過幾乎最低浪費和最佳效率的安排，達致經濟更高速而平衡的發展，短時間內讓許多人過上更好的生活。

市場與計劃並不對立。即使是1940年代國民黨治下的中國，也提出過「計劃自由經濟」作為戰後重建的方針。鄧小平「九二南巡講話」中有句名言：「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實行的計劃體制改革，就是放棄軍事化指令式計劃（Command Planning）和統制經濟（Controlled Economy），而以法、日、韓等國的引導性指標式規劃（Indicative Planning）為藍本。香港要對接的「十五五」規劃，就是指標式規劃的好例子，絕不是斯大林毛澤東模式。

計劃經濟本意維護經濟主權

在此，我們很有必要簡略回顧國際範圍內的計劃經濟史。如上所述，計劃經濟並不一定是極左路線，反而是資本主義的一種型態。二十世紀初，德國經濟學家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就認為世界經濟正在離開自由鬆散、短視短炒的階段，朝「組織化資本主義」（Organised Capitalism）進發。作為後者思想基礎的「計劃主義」（Planism）或「計劃理性」（Plan Rationality）早在十八世紀末前已經形成。這裏牽涉到幾個里程碑。

美國立國之父之一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提出要提高關稅並扶助「幼稚產業」，以抵抗英國傾銷貨物。參加過美國獨立戰爭的法國貴族聖西門（Henri de Saint-Simon）提出，反對不事生產的貴族壟斷政治，認為國家應該由產業階級所領導，並且以基建連接全世界。聖西門死後，其左派弟子提出了最初的計劃經濟主張，以科學方式統計消費和制訂生產指標，而右派弟子則提出一種新型的工業銀行，為鐵路等回報周期長的項目提供長期信貸。前者成為了日後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模型，後者是二戰後日韓等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的主要控制手段。

至1830年代，曾旅居美國並接觸到漢密爾頓主義的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提出建立德國關稅同盟和大力建設鐵路。在1879年，歷經多年經濟蕭條後，「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得到德國宰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採用，由容克貴族所領導的國家，對壟斷產業如鐵路進行國有化，並提供基本福利如疾病保險和退休保險等，作為爭取反建制的社會民主黨選票的手段。這套「國家社會主義」在1890年代以後引入日本和中國，促成1906年日本鐵道國有化。而無論是梁啟超、孫中山、宋教仁，還是北洋軍閥政府，都有過實現國家社會主義的各種明確表示。

斯大林模式造成刻板印象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軍工巨頭、猶太人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出任軍需局長，提出將國家社會主義變成一種「統制經濟」，以柏林軍需局為大腦，連接如蛛網般的資訊和物流網絡收集數據，在總部用打孔式電動計算機進行運算，以求使德國軍隊能夠長期維持作戰能力，社會維持基本生活水平。由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具體描述社會主義實現以後的經濟模型，希望推動共產革命的列寧深入觀察拉特瑙的統制經濟系統，稱之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並認為只要工人一起來推翻貴族和資本家，可將它改變成社會主義經濟。

1917年俄國革命後，最早提出經濟計劃和建立計劃機關的，是一批溫和派「孟什維克」經濟學家。但極左領袖托洛斯基（Leon Trotsky）及其主要盟友經濟學家普列奧布拉任斯基 （Yevgeni Preobrazhensky）主張為了國防和建設需要，必須盡快通過計劃經濟建立重工業體系，不惜搾取農業、犧牲農民。當時斯大林出於權力鬥爭需要，表面上反對托洛斯基的冒進主張，上台後又沿用犧牲農民和鬥爭富農的策略，引起1930年代的大饑荒及多次整肅這套政策的反對者，這往往是大家對計劃經濟的刻板印象。

蘇聯後續打敗納粹德軍，佔領半個歐洲，以致中國、印度等亞非拉多國極力嘗試模仿蘇聯的模式。1950年代中期，國務院副總理陳雲提倡過「社會主義自由市場」方針，但不久毛澤東焦慮國際形勢對華不利，而逆轉為「大躍進」，引起嚴重後果。但若無毛時代「兩彈一星」和三線建設，難以想像中國今日國防局勢和西南各省經濟能如何發展。

以頂層設計凝聚最大共識

計劃經濟有其弊端，例如一些軍事式指令容易讓計劃滑向只顧重工業而犧牲民眾的路線。然回顧歷史，計劃被扭曲大多因軍事需要，或者因國內外鬥爭所致，在和平時期是可以避免的。計劃經濟的元祖——「國家社會主義」在當代尚有餘影：各國至今都嘗試通過增加關稅壁壘、健全國家對經濟統營能力、扶植新生脆弱產業達到經濟民生發展目的；同理，計劃經濟在1929年起大蕭條前後非常流行，二戰後依然是新獨立、半獨立國家保護自己免於被傾銷或被剝削的手段。「十五五」規劃和「中國製造」這些「計劃理性」的策略也有其餘影，但早已不是純粹的計劃經濟。

各國採納國家社會主義普遍是為了在建制內部促成一種社會改革的共識，以爭取本來長期與建制對立的力量。這滿足香港當下的需要：有不少市民關注香港財赤、判斷有經濟下行的跡象，政府亟需提出令人信服的方針，團結產、學、研、媒，讓市民相信香港正在發展的產業與民生利益一致。提出經濟計劃，是為了進行前瞻性的頂層設計。在制定計劃前諮詢請教於各行各業專家以及一般市民的意見，將有裨於明確社會最大公約數。即便AI年代變化迅速，五年規劃期間也可以作檢討、增訂，而且AI和大數據的處理能力，正好可以強化計劃制定的嚴謹度和科學性，而這是二十世紀初計劃官僚夢寐以求的工具。我們實不應將香港的「十五五」污名化。

作者梁明德是「思哲研究所」特約撰稿人。作者鳴謝「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務教育總監李冠儒的建議與增訂工作。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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