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文瀚博士專欄

如果你以為外交部長的日常，就是穿梭各國首都、在鏡頭前握手微笑，那你只看到了這份工作的表面。真正的「外交」工作，其實更像一場永無止境的資訊馬拉松。每天要消化大量簡報、新聞、會議紀錄、通訊訊息和政策文件，還要在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中，準確記得某位官員三個月前說過的話，以及某項議題背後的歷史脈絡。在這種情況下，記憶力不再只是個人能力，而是決策能力的一部分。

新加坡外交部長打造個人AI

新加坡外交部長維文（Vivian Balakrishnan）最近公開分享，他親手打造了一套屬於自己的人工智能「第二大腦」。這套系統並非由政府資訊科技部門斥巨資開發，也不是某間矽谷公司量身訂做，而是利用一台價值數百港元的Raspberry Pi微型電腦，加上一系列開源工具組裝而成。

它可以閱讀他的WhatsApp、Gmail和語音備忘，將資訊轉化為結構化知識，並建立一個持續成長的個人知識庫。當他問系統某個問題時，AI並不是到互聯網搜尋答案，而是從他過去累積的資料中提取相關內容，重建完整背景。換句話說，這不是聊天機械人，而是一個真正理解他工作脈絡的數碼智囊。

維文曾說過一句非常值得所有領導者深思的話：「你無法治理一項你只是聽別人簡報過的技術。」這句話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它揭示了一個殘酷現實。今天不少企業高層和政府官員都在談AI，但真正親手使用、理解其能力與限制的人，其實並不多。

AI真正的價值是轉化個人的工作經驗

很多人對人工智能的認識，停留在會議室的PowerPoint和顧問報告中。他們熟悉術語，卻未必真正知道AI在實務上能做什麼，也不知道它在哪些地方會出錯。而維文選擇親自動手，自己搭建，自己測試，自己把AI融入日常工作流程。這種「落手做」的態度，或許正是新加坡能在科技應用上持續走在前列的原因。

這件事的重要性，不在於一位部長懂得寫程式，而在於它顯示出人工智能的門檻已大幅下降。過去，建立這類系統需要龐大預算、專業工程團隊和企業級基礎設施。今天，一位六十多歲的眼科醫生出身的外交部長，利用周末時間便能組裝出一套可用的個人AI助手。

這意味着，人工智能的真正價值，不再只屬於大型科技企業。未來最大的競爭優勢，可能不在於誰擁有最先進的大模型，而在於誰能把自己的知識、經驗和工作流程，轉化為可被AI調用的系統。換句話說，真正的護城河不是模型，而是你自己的記憶。

官員的「第二大腦」是否屬於公共紀錄？

對企業而言，這種「第二大腦」的價值非常直接。它可以記錄每次會議的決策邏輯，保存與客戶的歷史互動，自動整理市場資訊，並在需要時迅速調出相關背景。

對顧問、律師、記者、研究人員和管理層來說，這等於把多年累積的經驗轉化為可即時調用的智慧資產。對政府而言，意義更為深遠。未來公共行政體系可能出現新的分野。一類官員能夠把AI當成工作夥伴，在更短時間內掌握更多資訊，做出更完整的判斷。另一類則仍依賴傳統流程，在資訊洪流中疲於奔命。這不只是效率差距，而是認知能力的差距。

當然，AI並非萬能，也伴隨不少風險。它可能一本正經地捏造資料，可能受到語言偏見影響，也可能引發紀錄保存和保密問題。若一位官員的「第二大腦」建立在私人設備上，這些資料是否屬於公共紀錄？在離任後應如何處理？誰對錯誤負責？

這些問題沒有簡單答案。但真正值得擔心的，不是AI會犯錯，而是決策者對它的理解過於膚淺，卻急於把它用於重要工作。

香港決策者願意親手使用AI嗎？

維文的例子最值得借鏡的地方，不在於他用了什麼工具，而在於他展示了對科技應有的態度。不要只聽簡報，要親自嘗試。不要只問AI能做什麼，更要思考它如何融入自己的工作流程。不要只租用別人的智能，而要建立屬於自己的知識系統。這對香港尤其值得反思。

香港近年積極推動人工智能發展，政府和企業也不斷提出各種策略與藍圖。但真正的競爭力，最終不取決於發布了多少政策文件，而在於有多少決策者願意親手使用AI，理解它，並把它變成提升工作效率與判斷力的工具。

新加坡外長用一台小小的Raspberry Pi告訴我們，人工智能時代最重要的資產，不是晶片，也不是模型，而是人的好奇心與動手能力。未來最有價值的人才，未必是記得最多資訊的人，而是最懂得建立屬於自己「第二大腦」的人。

作者葉文瀚博士是亞洲行銷科技協會主席，聖方濟各大學創業培育中心副總監。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專欄精選不同範疇專家，豐富公共輿論場域，鼓勵更多維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