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爾藝博會．觀點】文化消費取代文化教育 政府勿再錯位施政
隨着今年香港巴塞爾藝術展（Art Basel Hong Kong）及Art Central落幕，香港「盛事」藝術3月也告一段落。每年巴塞爾藝術展的話題發酵，都會帶來支持或批評的聲音。藝博會本身不乏商業元素，亦是文化產業鏈其中一環。但在缺乏整體文博政策的香港，被塑造成為文化藝術界的代表性事件，短期視覺衝擊強烈，但對於長遠推廣文化教育或是推廣本土文化，現實意義極微。香港從「自由港」變身離地「藝術港」，歸根究柢，同政府工具性看待「創意產業」的思維和政策有關。政府亟需亡羊補牢，改變香港缺乏深入公眾的文化脈絡的現狀。
香港文化消費獨大
香港固然有本土特色文化，但「忽然」變身成為國際藝術之都，離不開香港從1999年開始大力催谷「創意」議題，並在2002年銳意將「創意工業」納入施政範疇的背景有關。原為藝發局主席的何志平，在2002年被董建華委任為民政事務局局長，他提出以英國為榜樣，協助文藝業界降低經營門檻，而不會直接資助，奠定了香港在創意工業上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以及文化藝術從受資助系統投入產業運作的基礎。
在這個背景下，包括西九在內的一系列城市品牌建設項目積極上馬，地產財團爭相招徠、主辦及舉辦藝術活動，香港的拍賣行藉機發揚光大，各種買賣平台冀以香港這機遇攻佔中國和亞洲新興市場。另一邊廂，國際藝術博覽會也以香港作為據點。2008年一位倫敦商家創辦香港首屆國際藝博會「Art Hong kong」，三年間由100間參展畫廊發展為超過200間的國際規模，並在2011年成功轉賣給全球最大的藝博會品牌「巴塞爾」。「巴塞爾」繼而被年年炒熱，成為香港文化藝術代名詞，今年參展「巴塞爾」的藝廊共有248間、來自32個國家及地區。
然而，「巴塞爾」本身的性質較為商業性。各藝廊雲集香港短短三天，為的是向潛在的國際買家推銷展品，而不是向公眾介紹藝術作品。公眾花高價買票入場，在公眾角度是為一睹不常見的藝術品，而在藝博會角度，人聲鼎沸是壯大聲勢、增強宣傳的極好手段。文化消費是文化產業鏈其中一環，原意是將藝術家、藝廊、收藏家、投資者環環相扣，令藝術與商業「同行」。但其所瞄準的，是將藝術當做生活構件的全球金融和精英文化，而不是香港本地的平民大眾。各藝廊也很坦白參加巴塞爾藝術展的原因，不是香港多有文化，而是香港作為金融、交通和政治樞紐極之便捷。香港本土藝術，更不是巴塞爾的重點。
香港聲勢浩大的文藝事件多以消費性質為主，除了巴塞爾之外，還有以拍賣為主的展覽活動和書展等。文化消費獨大，取代了文化教育（如博物館入場人數和巴塞爾有天壤之別）。公眾不明就裏，對追逐品牌光環趨之若鶩。更重要的是，以巴塞爾為代表的「創意工業」何以令原本偏冷的文化藝術趨向「主流」，卻又沒能在本地展開深入論述、反僅僅成為消費工具？其中，政府有很大責任。
工具性看待「創意」 創意淪一句口號
香港在1999年學習出口自英國的「創意」概念。1990年代末，英國已經開始討論何為「創意」，而英國貝利雅新工黨政府上台後，基於「第三條路」（在放任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折衷）的政治哲學，肯定人皆天賦創意，有表達自己的權利，人人可以參與。如果將靈感加上企業精神，收割知識產權，就可以創造顯著財富和就業。在工黨首份有關創意產業的文件（mapping documment）中，沒有定義「創意」，而直接界定「創意工業」。
1998年之後香港面臨金融風暴後的轉型問題，和新加坡、南韓、台灣一起，將創意工業當做轉型救星。2003年，香港中策組發表的《香港創意工業基線調查》單刀直入，開列11種創意工業，直接「關注創意如何被利用、變成可以交貿的商品或服務」，其定位的工具性質一覽無遺。
學者研究從1997至2016的施政報告中關於創意產業的論述，總結三屆政府對於「文化藝術」的不同認知：董建華政府將文化作為身份認同手段，標榜「創意」的文化成分，更與「經濟增長」掛鉤，並認為「創意工業」能夠解決失業和青年問題；曾蔭權政府任內，將「創意產業」擴充到建設「創意之都」，大量規劃、興建文化地標，以帶動舊區士紳化，而大局定下之後，對文化及創業的關注日漸減少；梁振英政府未能順利重組政府架構，但部分構想仍被分拆執行，「創意工業」再被界定分類，客觀上令「創意工業」支離破碎。
可見，原本在香港處於邊緣位置的文化藝術，經過政府一輪「創意論述」之後被納入主流，又迅速工具化，成為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甚至被賦予解決諸如身份認同、青年問題、土地發展的任務。「文創」被視為投資對象，但文化藝術到底是什麼、如何可以被普及到大眾、如何發展在地藝術等問題，卻不是「創意工業」的重點，更乏人回歸本源，敲問「創意」的意義。假如說產業當然只是在考慮經濟，那麼政府在「產業」之餘卻也缺乏更整體的文博政策規劃，令文化藝術在香港被「放任自流」，最終養成只有「文化消費」、「國際繁榮」盛事的表象。
文化機構在藝術盛事中被邊緣化 政府需亡羊補牢
香港主持巴塞爾盛事的官方機構，不是藝發局，而是投資推廣署（Invest HK）。文化工業是不是對香港藝壇完全沒有正面影響，那又不是，對公眾來說，是多一種選擇、多一種驚喜。然而問題在於，如香港藝術館館長譚美兒所講，藝博會只是短時間內引起公眾關注，而細水長流的文化教育工作，需要依靠在港機構推動，但文化機構在香港的藝術盛事中反而被邊緣化。
另外，和巴塞爾形成對比的是，香港本地的文化生產既不具備足夠的生產空間，也不具有足可媲美的政策支持和宣傳聲勢。香港雖有大型文藝地標的建設，但與文化群聚的「在地性」迥然不同，藝術家難以分享藝術生產所需要用途多樣、文化混雜的地區，而被集中及轉移至政府規劃、設定、以消費為主導的創作環境，藝術團體沒有適用的場地、也匱乏資助。
故此，在轟烈的藝術3月中，至少有兩個方向被忽略了，一個是文化教育，一個是本地文化，而他們要麼被文化消費取替，要麼被國際光環掩蓋。「01觀點」曾撰文指出，香港文化政策的整合，有其必要性。由殖民時期到回歸20年後的今天，政府都沒有好好在文化發展的層面上為香港定位，最後落得被邊緣的後果，而不對本地的文化生態及未來方向作出討論，亦不利香港人認識與釐清自身獨特的身份。林鄭月娥政府，應重新考慮建立文化局，為香港文化發展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