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派是不是忠誠反對派？

多名區議員發表「議會戰線立場聲明書」，聲稱「內會主席選舉之重，在於癱瘓不公的內會會議」。對於泛民議員被指「鬆手」加快會議進程，他們批評為「示弱之舉」，又謂民主派若然不團結一致，「即使35+成功，亦只會淪為戀棧權力的『忠誠反對派』」。

這份立場聲明書表示「民主陣營不容內鬥」，但又公開逼使泛民議員澄清立場，跟隨他們的癱瘓主張。區議員認為「內會主席選舉之重，在於癱瘓不公的內會會議」，若然「不公」乃功能組別之存在，但區議會也有當然議員之存在，為什麼又不用癱瘓區議會？

這些矛盾反映出在香港從政之難，民主派經常進退維谷。說到底，他們都須面對如何定位的問題。正如我們上星期提醒，立法會議員若打算用盡方法癱瘓議會，便可能被立法會主席剪布、建制派反制，未必能如其所願。但即使不是癱瘓議會，從政者也絕非沒事可做。隨反修例浪潮而當選的區議員，這幾個月以來不也是幫助了很多街坊，尤其在疫情期間支援基層？民主派雖然在立法會內只是少數，但他們也不是不能做實事，就經濟、民生政策等提出良方。

反對派要有執政能力

論到「忠誠反對派」，近年它在民主派市民的語境中好像相當負面，或許受「忠誠」一詞影響，以為「忠誠反對派」就是表面反對、實際上事事迎合。其實此詞出自英國的議會政治，上世紀英國憲政學者詹寧斯爵士（Sir Ivor Jennings）便曾如此解釋：「我們的憲法假定了在任何時候，如果政府辭職、落敗或分裂，反對派可組成替代者……女王陛下的反對派就是女王陛下的替代政府。反對派領袖接近是女王陛下的替代首相。」換言之，「忠誠反對派」的重點是它的政綱及執政能力。

可惜香港的政治現實，與這種比賢與才的願景相去甚遠。「含淚投票」正好反映，不少選民並非支持民主派候選人，而只是不想建制派當選。去年區議會選舉，傳統泛民政黨便相當明白，並非他們做得特別好，而只是建制派在反修例風波中特別差。

反修例風波令香港社會進一步撕裂，也令民主派的政治路線大幅收窄。如今連立法會內會稍有寸進，也被區議員批評為「曖昧」，質疑是「戀棧權力」。但坦白說，若非為了權力，他們為何參選？參選，就是進入廣義的政治體制，獲得法定的權力，包括決定如何善用公帑資源、以議員身份向官員問責等。同樣走進了體制的區議員不問如何善用權力，只要求立法會議員癱瘓內會，而癱瘓議會本身並非議員權力範圍之內。《議會規則》保障的是議會正常運作，即使鑽空子阻撓議會程序，議會主席也大有權力終止。內會選舉主席已耗費了16次會議，如今稍有寸進，竟也被扣上「曖昧」、「戀棧權力」的帽子。當有一天民主派淪落到要「鬥黃」，以敵我分明的態度檢驗及強制統一各人的立場，這會叫人想起什麼呢？

不是「敵我矛盾」

我們經常提醒政府、建制派以至中聯辦，不要以敵我分明的態度看待民主派。香港的民生問題以至政改方案，民主派都是可合作、甚至是應該合作的對象。中聯辦的統戰也不能只拉攏「自己人」，更要向代表廣泛民意的民主派招手，與之修補關係。鄧小平在1984年便曾說，由香港人推進出來管理香港的人應該有左翼、右翼及中間派，「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處理這些問題，中央政府從大處着眼，不會拘泥於小節」。

即使9月立法會選舉，非建制派真的取下35+議席，這也不可能是「奪權」，因為香港的政治體制架構屬「行政主導」，立法會的權力相當有限。以政治體制來吸納民意，可以說是殖民政府的聰明之道。用中國政治語言來說，民主派不是「敵我矛盾」，而是「人民內部矛盾」；用英式議會政治來說，民主派是「忠誠反對派」，不是說他們必須事事贊成的「忠誠」，而是說他們有潛質提供另一套政綱及管治方案，與建制派比賢與才。

當代政治理論學者Jeremy Waldron曾經指出，忠誠反對派是發展民主及民主落實初段的重要一環，讓政治黨派明白一時之選舉落敗並非代表永遠的勝負已分，事實上根本沒有永遠的勝負，各黨派也要累積成績，在下次選舉再爭長短。2018年11月的立法會補選中，建制派推舉的陳凱欣取下49.52%選票，比起李卓人及馮檢基加起來的還要多，但僅在一年後，建制派便以約四成對六成選票的姿態大敗予民主派，便說明了民意可以轉變得很快，也沒有永遠的勝與敗。而這種民意轉變、議席輪替，也是健康之事。香港人能適應這種正常不過之運作，而不是以敵我矛盾的眼光看待之嗎？而從政者在決定參選之前，又有否想過自己到底是想走進體制、以現有的渠道促成改變，抑或留在體制外「抗爭」、全面否定制度？而若選擇後者，他們到底能否促進香港進步及改革？

走進體制中，當然會失去留在體制外的道德高地，甚至可能被批評為「戀棧權力」。在體制中若然想與各方勢力換取成果，有時更須妥協，犧牲個人「光環」。但從政者的個人光環重要，還是促進社會改變重要？若果從政者「戀棧光環」，古今中外不少政治及社會改變也可能不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