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美國歷史最悠久的頂尖學府，哈佛大學正在面對的危機可能是其近四百年來最嚴峻的一次。數十億美元的研究撥款被凍結，免稅地位面臨動搖，國際學生前途未卜，與聯邦政府與所有合約即將被終止⋯⋯這不只是哈佛大學的生存危機，其作為一個象徵符號，同時也代表了美國高等教育面對的挑戰。

同樣作為常春藤，賓夕法尼亞大學校長馬吉爾（Liz Magill）一年半前因為反猶太主義聽證風波而率先下台，接着是哈佛大學校長蓋伊（Claudine Gay）黯然辭職，再到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沙菲克（Minouche Shafik）同樣因為以巴爭議而下台。就連接替沙菲克的阿姆斯特朗（Katrina Armstrong），兩個月前也因為校方向特朗普政府讓步而選擇退任。

表面上看，問題似乎就是特朗普政府的打壓。但為什麼醫院、圖書館或者其他地方，卻沒有出現反猶太主義的指控？曾任哈佛學院院長劉易斯（Harry Lewis）早在去年已經如此反問，並且將矛頭直指課程內容。在哈佛任教長達五十年的他批評現在的教授可隨意教授任何他們想教的內容，而根據其整理所得，近年課程一面倒講述「去殖民化」、「壓迫」、「解放」，嚴重向進步左翼的潮流傾斜。

哈佛內部批評　揭示問題深層根源

在心理學系的平克（Steven Pinker）同樣認為哈佛的學術自由、觀點多元存在「頑疾」，確實存在反猶太主義問題。在哈佛教過十幾年的歷史學者弗格森（Niall Ferguson）直斥哈佛「腐化」已深，更加另起爐灶成立以「反哈佛」為旗幟的奧斯汀大學。這些來自哈佛內部的質疑聲音，說明了哈佛面對的更深層次危機，在於其（以及其他許多精英學府）身處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激烈碰撞的社會旋渦之中，卻未能提供智慧，反而因為內部的偏向而成為了衝突的其中一方，最終在這場意識形態戰爭中鎩羽。

在「東升西降」、「亞洲世紀」、「美國褪色」的論述背景下，不少大學自然視之為一次機遇。不只香港科技大學「搶人才」，東京大學也計劃臨時接收哈佛的國際學生。事實上，在哈佛危機之前，特區政府已在積極發展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例如將非本地學生錄取限額由提升一倍至四成，設立政府獎學基金，增加「一帶一路」獎學金及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名額等。

然而我們不能忘記，哈佛之所以是哈佛，並不在於他們擅長「搶人才」，而是人才搶着去哈佛。由他們校訓「真理」（Veritas）所昭示的理念，到其深厚的博雅教育傳統，更重要的是艾略特（Charles Eliot）在十九世紀末的重大改革，將哈佛由深受基督教傳統局限的學府，轉向一個更注重研究和培養專業人才的現代綜合型大學，這才有後來的甘迺迪、基辛格、羅爾斯、傅高義、奧本海默、貝聿銘、馬友友等搶也未必搶到的人才。

香港高等教育的使命與願景

所以希望「搶人才」的香港，必須先問我們的大學有何使命，對於世界能帶來什麼貢獻？當我們標榜香港「背靠祖國」，大學是否弄清中國內地的發展邏輯？我們自言「聯通世界」，又知否世界文明的深度和複雜性？如果說，哈佛大學本來應該為美國當前的意識形態碰撞提供智慧，那麼面對文明衝突、中美角力的香港，使命就是成為東西文明、中西文化的交流橋樑，為世界提供解決方案。正如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去年指出，香港既有中國傳統文明，又吸收了西方知識和文化，應該對現代大學只講「知性之知」而不講「德性之知」的教育可以作出貢獻。

更何況世界面對的不只是文化衝突，還有人工智能（AI）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捲全球，不但顛覆了知識的獲取方式和教育的定義，也必然會改寫未來社會和經濟的運作模式。這是為什麼香港大學校長張翔認為面對AI浪潮，大學必須「定義自己的路」。AI即使「智能」，但人類才能夠提供「智慧」。不論是東方文化強調的內省和德性，抑或西方文明重視的邏輯和實證，我們的大學教育應該兼備人文關懷和獨立思考，以解決社會、國家和世界的問題為使命。這樣的定位和願景將會決定全球的頂尖人才會是否紛至沓來，遠超幾個便利措施的「搶人才」作用。事實上，十多年前劉易斯已對哈佛提出了深層次的拷問——即使研究卓越，但教育有沒有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