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雜誌日前刊登文章講述中國東方航空MU5735號班機空難事故，當中訪問了一名自國泰航空退休的香港英籍機師紐伯里（David Newbery）。他形容事件造成了「巨大衝擊」，並且指「中國人對航空安全有點偏執（paranoid），並且毫無疑問會對此一事件大發雷霆」，這番言論很快便遭一些人批評為冷血、涼薄甚至帶有鄙視性質。

在報道後續內容裏，紐伯里進一步指出中國過去傾向將航空事故責任歸咎於單一代罪羔羊之上，而沒有着眼於建設「公正文化」（Just Culture）。接着他又指航空事故的發生原因非常複雜，懲罰個別人士往往會掩蓋潛藏在背後的「系統性問題」，舉凡機師疲於奔命或欠缺訓練、航空機體設計惡劣、天氣狀態不利飛行等因素都有影響。

言行應照顧遇難者感受

姑勿論紐伯里是否有意批評中國航空業界及相關的管理部門，他選擇在空難不久後的這段時間發表此等言論，客觀來看似乎並未有好好照顧到遇難者的感受。尤其中國與西方國家當下依然存在着許多芥蒂，紐伯里的說法難免容易觸動某些人的神經，令他們覺得對方只是在借機對中國與歐美有別的做法作出另一項指控。

況且《牛津英語辭典》為「paranoid」一詞列出的義項，明言該詞通常是指「表現出不必要或極端的恐懼，特徵為對他人不合理或過度懷疑」，在醫學範疇更加代表展現出偏執狂、妄想症病症。即使紐伯里本人沒有批評中國人對航空安全過敏偏執的意圖，旁人透過該詞解讀出這一層含意也是無可厚非。

再者，如果說紐伯里上述言論頂多是有讓讀者誤解的機會，那麼他稱東航以至中國航空界沒能夠建設「公正文化」，無疑便跟今天事實有所差距。紐伯里認為「公正文化」的精神在於「全面檢查一切促成因素並讓整個組織共享責任」，但他不覺得中國有做到這點。坊間一般理解具體達致「公正文化」的做法有按照危險制度劃分懲罰歸責，以及將事故調查和歸責調查兩者分開進行。

國家於2020年4月施行的新版《民用航空器事件調查規定》，便是參照體現了「公正文化」精神的《國際民用航空公約》附件13修訂而成。當中第5條規定調查目的限於「提出安全建議，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而國家民航局去年12月更提議進一步修改此條，加入「不是為了分攤過失或者責任……與以追究責任為目的的其他調查分開進行」，跟紐伯里聲稱中國無心建設「公正文化」明顯有別。

專家評論也有公共責任

現時MU5735號航班空難事故，已經根據國家的《民用航空器事件調查規定》展開調查。包括像紐伯里這種業內專家在內，任何人對於有關事件的評論，必須符合最新的局勢及規定，而不能固守在過去的舊聞與偏見。大部分人對悲劇的遇害者應該都帶有同情之心，因此發表言論之前更要盡量注意行文措辭，避免無意傷害到他人或者自招冷血、涼薄的嫌疑。

就像香港近幾月爆發新一波疫情，其間個別專家或許認為自己立場代表所屬專業看法，但卻忘記了自己正在批評和處理跟公眾利益息息相關的重大事件，結果促使他們貿然作出禁止未打針者享用醫療服務一類性質太過冒進的建議。然而不論最終這些措施落實與否，此等意見都有機會先引起公眾恐慌和反感，亦即已經構成了無端的社會傷害。

社會相信某一行業專家在其領域的知識和地位，但每一件事往往涉及眾多因素，並非專家所能完全涉獵。對專家的評論不加思索地聽從，也容易變為盲目信奉權威。過去兩年曾有人批評衛生專家毫不在意經濟民生等問題，但的確他們的專長就只在防控疫情，如何平衡社會運作的需要只怕非他們所在，甚至有一些建議太「離地」而不可行。民眾自然應該更為信任專家，惟專家也要自覺負起其公共責任，兩者才能進行良性的互動和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