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意婷

最近關於青年「躺平」的討論，讓社會重新審視青年工作的方向。政府近年在青年工作上投入大量資源，自2022年公布《青年發展藍圖》以來，推出了超過250項具體措施，涵蓋交流實習、理財教育、調解工作坊等範疇。啟德「青年驛站」旅舍已開始試業，為各地青年提供住宿和交流平台；政府亦計劃在柴灣青年廣場及南昌社區中心設置青年互動空間，這些努力和投放確實值得肯定。然而，不少前線工作者及青年本身卻依然對前路感到迷茫。這場討論的真正意義，不在於判斷誰對誰錯，而在於促使我們反思，究竟當政府與社會談論青年工作時，我們是否其實在平行時空中各說各話？

政府青年計劃的申請數字，確實反映了一部分青年的參與熱情，這值得社會肯定。但正如醫院急診室大排長龍，不代表市民健康無虞，反而顯示有許多人需要求助。青年踴躍申請各種計劃，也可能恰恰說明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機會匱乏，因而寄望透過這些項目尋找出路。

政府關注的是「有多少人參加我們的活動」，但社會對青年工作的真正期待，是關心所有青年，尤其是那些處於主流視野之外的普通年輕人——他們如何在日常中看見希望與可能性？

我們談論的是同一群青年嗎？

作為一名30歲的青年，我當然支持同齡人參與交流團與實習團，也為申請人數上升感到欣慰。但我必須指出，還有很大部份本地青年沒有積極參與相關政府活動，但他們也很努力找出路——這些人的空間夠不夠？依我觀察，這些青年是否擁有足夠的發展空間，才是檢驗青年工作成效的真正關鍵。

今年七月全國運動會的派隊爭議，清楚顯示現有制度與青年需求之間的落差。當時甄選標準要求「須曾參加巴黎奧運或在杭州亞運取得前八名」，導致多個運動項目一度無法組隊參賽。政府在接獲反映後從善如流，放寬標準讓籃球成年隊得以出賽，這種彈性調整值得肯定，展現政府願意聆聽並作出改善。

然而，儘管有所調整，女子U22及足球多個組別最終仍未能參賽。相關體育總會或許以為僅影響十多名球員，但實際上波及的是絕大多數希望在體育領域發展的青年。當運動員公開表達失望時，她們道出的深層問題是，即使再多的交流計劃，也沒法彌補在最關鍵時刻失去展示舞台的遺憾。

此案例的啟示不在於指責，而在於反思。若政策形成前期能充分諮詢受影響的運動員與體育總會，讓他們的聲音在決策階段就被聽到，許多問題本可避免。政府願意調整值得肯定，但更根本的問題是——為何總要等到問題發生才補救？

政府重視的是「聲音」還是「掌聲」？

青年工作的成效，不只在於提供了多少個計劃名額，更在於社會如何回應青年的真實處境。當有人撰文表達青年對現狀的憂慮時，得到的回應不是「讓我們共同尋求改善之道」，而是被質疑「潛台詞是想批評政府」、「唱衰政府」。如果社會反映青年心聲都被視為「別有用心」，那政府重視的究竟是青年的真實聲音，還是只想聽到讚美？

真正的青年工作，需要的是謙卑聆聽，而非防禦性反駁；需要正視結構性問題，而非以局部數據掩蓋整體困境。當然社會也需要擴大空間讓青年嘗試與成長，而非收窄界線然後說，「你看，留下來的人都很積極」。

政府可以繼續用交流計劃的申請人數來展示努力成果，但也請正視那些沒有參加、或無法參加這些計劃的青年所面對的困境。真正對青年的尊重，不是要求他們「積極上進」來配合某種論述，而是承認他們的掙扎，正視制度的不足，然後一起尋找出路。

面對問題態度決定青年工作成敗

青年焦慮並非香港獨有，而是全球趨勢。新加坡總理黃循財在今年九月的國會發言中，面對青年問題展現了值得參考的態度。他坦承年輕一代面對激烈競爭、社會階層固化及對未來的憂慮，並明確指出無論求學或就業，年輕人都感到陷入無休止的競爭。他未迴避問題，反而指出這種焦慮全球皆然——中國有「躺平」，日本有「家裡蹲」，歐美有「安靜離職」。但他強調，政府的責任是竭盡所能幫助年輕人抵抗這種趨勢，他更直接承諾「我們不能辜負年輕一代，他們是我們的未來。」

更關鍵的是態度差異，黃循財承認改變招聘與晉升方式並不容易，因為這意味着重新思考人才的定義：「若僅以學業成績評價一個人，我們會低估許多有能力者，錯失同樣重要的才智。」新加坡政府已開始行動，公共部門不再將學歷視為唯一標準，部分職位甚至完全不看文憑，轉而重視實際能力。

當社會有聲音指出青年面對的困難時，應該視為需要共同解決的挑戰，而非需要辯駁的指控或政治攻擊。哪種方式更能真正幫助青年？答案不言而喻。

基於以上觀察，我提出以下建議：

首先，建立全面的青年狀況評估機制。不僅看參與政府計劃的人數，更要系統性了解青年對未來的信心指數、社會歸屬感、留港發展意願及向上流動的機會感知。唯有掌握包括未參與政府計劃的大多數青年的真實狀況，才能制定有效政策。若結果真的顯示青年狀況良好，豈不更能證明青年工作成效？

其次，讓青年在政策制定中擁有實質發言權。全運會事件提醒我們，即使政府願意修正，但若青年聲音未在前期被納入，倉促修改仍會造成傷害。真正的參與不是象徵性諮詢，而是讓受影響者在政策成形前就能影響決策。青年委員會的委員固然重要，但那些沒有被委任、沒有自薦的普通青年，他們的聲音誰來聽？建議在影響青年的重大政策出台前，設立正式的青年諮詢機制；容許更多元的青年組織和平台存在，不限於政府架構內的委員會；重視來自基層、前線的青年聲音，而非只聽取「成功青年」的意見。

第三，重新定義「成功」的內涵。當前社會將年輕人推向愈來愈窄的道路：讀書要名列前茅，就業要進入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律師行或成為醫生，這種單一標準製造了大量不快樂的年輕人。應參考新加坡做法，建立以能力而非文憑為本的用人制度，支持年輕人在體育、藝術、社會創新等各領域發展，讓他們相信付出有其意義。

第四，給予文化創作、學生自治、公共討論更寬鬆的環境。若一個社會連學生自治都難以容納，如何期望培養出有承擔、有視野的下一代？許多青年不是不願努力，而是看不到付出與回報之間的關聯，失去的是對「社會仍有我位置」的信心。

「青年是未來」這句話我們說了多次，但青年真正想看到的不是口號，而是實質希望。新加坡總理在國會公開坦承年輕人的焦慮，將討論問題視為改進起點，而非攻擊，這才是真正將青年視為未來的表現。唯有當我們願意給予青年真實而非表面的空間，重視所有而非部分青年的處境，接納多元而非單一的發展路徑，並以開放而非防禦的態度面對不同聲音——年輕人才會相信，這個社會真的把他們當作未來。

這不是批評，這是期望。因為我們都相信，香港青年值得更好。

作者彭意婷是「新思維」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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