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沈駿銘

近這一年，社交媒體上看見越來越多公屋單位豪裝的個案：打通間隔、重鋪地板、更換灶台、訂製傢俬，裝修費動輒幾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這些畫面大多引起熱議，有人羨慕單位裝修後完全褪去「公屋味」，有人則質疑住戶資格。但若抽離「公共資源是否分配妥當」的道德指責，退一步冷靜觀察，這現象其實折射出香港房屋政策一個更深層的結構性困境：置業階梯已嚴重斷裂。

公屋的本意，是為低收入家庭提供過渡性補貼，讓他們在遠低於市價的租金下儲蓄，待經濟改善後逐步向上流動——從公屋到綠置居或居屋，再到私人樓宇。然而現實中，不少住戶卻選擇將可觀資金投入豪裝。這背後，首先是經濟誘因的扭曲。

公屋租金通常只及同區私樓租金的一成至兩成，等同政府每年為住戶提供數十萬元的隱性補貼。在這種情況下，將數十萬以至數百萬用於裝修的機會成本，遠低於用同一筆錢支付私樓首期或供樓。當私樓價格長期與收入脫節，首期門檻高達數百萬、供款佔收入一半以上，理性選擇便是保留公屋資格，享受穩定低租金，再將餘錢用於改善眼前生活。

這並非貪婪，而是高樓價環境下無奈卻合理的應對。

更關鍵的是心理層面。許多住戶經歷漫長輪候——公屋平均輪候時間仍超過五年——好不容易獲分配單位，面對私樓高不可攀，自然產生「這單位很可能住成世」的預期。更何況，房屋署規定遷出時，住戶須自費還原某些改動，包括間隔、地板、木門、牆身等固定裝置。若預期短期五至十年內要搬離，誰願意冒還原損失風險而大興土木？豪裝行為正正反映越來越多人已視公屋為長期甚至永久安居之所。

這心態可以理解，卻與置業階梯原意背道而馳：補貼本應鼓勵流動與儲蓄，而非讓公屋成為終點站。結果，部分較富裕住戶長期佔用資源，真正有需要的家庭輪候更久，房屋資源錯配的情況持續惡化。

這現象不單單是個人選擇或個別機制失當，而是政策設計與市場現實長期脫節的系統性結果。置業階梯理念本來正確，但香港土地供應限制與樓價結構，令資助出售房屋供應不足、吸引力下降，向上流動的誘因幾近消失。公屋補貼從過渡支援，悄然變成長期福利，既深化資源分配不公，也加劇社會分化。這正是香港「深層次矛盾」之一：房屋問題不只影響民生，更牽動社會穩定與認同。

回望過去，香港公共房屋政策曾是國際社會的貼堂佳作。新加坡建國初期便借鏡香港經驗，李光耀更是深信「如果人人擁有自己的房產，就會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因而發展了新加坡現在的「組屋制度」，讓大部分國民實現置業。今天，「北方都會區」發展已提上日程，這或許是政策窗口，讓我們正視土地及房屋政策的結構性問題，重新設計誘因與平衡供需機制，真正向人人「安居生活」的理想靠近。

作者沈駿銘是一名對社會有想象的年輕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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