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邵天虹

長久以來，香港被視為自由市場的典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佛利民曾多次以香港為例，說明在低稅制、簡單監管與政府「積極不干預」的政策下，市場如何自然孕育繁榮。

港英時代奉行的「積極不干預」政策，讓香港在沒有宏觀產業規劃的情況下，憑藉企業活力與國際資本流動，迅速崛起為領先的金融、航運與貿易中心。

多數人接受的傳統教科書教育，描述市場機制「有效率」、看不見的手激勵創新、汰弱留強。然而，並不是所有事情市場都擅長處理。當香港踏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三個十年，形勢已與過去截然不同。

回顧歷史，香港之所以在上世紀不需要規劃，一方面是殖民政府有「低承諾管治」心態、同時香港具備多項條件：人口年輕、勞動力充沛，產業結構相對簡單；區域競爭者尚未成形，制度與地理優勢明顯；市場仍處於擴張期，只要政府不過度干預，企業自然能找到最有效率的發展路徑。

但這些條件，今天已不復存在。近代香港面對的，是產業高度集中、土地與房屋長期失衡、流動空間收窄、壟斷和追求短期回報，問題反覆纏繞反映出單靠市場難以自行調節深層矛盾。與此同時，周邊城市卻全部以「規劃型選手」的姿態參與競爭，如果政府仍然停留在「守夜人」角色，結果往往不是效率，而是停滯。

因此，今天香港討論五年規劃，並不等同於走向計劃經濟，而是反映一個現實：在高度成熟與高度競爭的城市環境下，「積極不干預」已不再是最有效率的治理方式。

關鍵在於，香港需要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指令式規劃，而是一種「戰略型政府」的思維。

所謂戰略型政府，並非取代市場，而是修補市場必然出現的失靈。政府不需要告訴企業應該如何經營，不需要扭曲價格機制，也不應干預資本自由流動；但政府必須在市場做不到的地方出手，例如長期科研投資、產業基建平台、土地與住房結構調整、人才培養與引進，以及為新興產業搭建發展跑道。北部都會區、河套創科合作區這類需要十年以上耐心與連續性的項目，正正體現出這種思維的重要性。

這種模式可以概括為：政府決定跑道在哪裏，至於誰跑得快、怎樣跑，仍然交給市場競爭。

從這個角度看，五年規劃在香港的意義，並不是要規定經濟活動，而是提供一個清晰方向，讓市場、資本與人才知道未來的重點所在，從而有信心投入長期發展。這是一種「引導」，而不是「指令」；是一種「補位」，而不是「取代」。

更重要的是，這種轉變並沒有違背香港精神。

真正的香港精神，從來不是「政府什麼都不做」，而是「用最有效的方法讓城市成功」。在六、七十年代，最有效的方法是減少干預；在今天，最有效的方法可能是有節制、有邊界、有能力地制定方向。方法改變了，但核心價值——效率、開放與競爭——並沒有改變。

換言之，從「積極不干預」走向「戰略型規劃」，不是背離歷史，而是歷史條件改變後的自然演進。

當自由市場之都開始談五年規劃，這不應被視為倒退，而應被理解為香港發展模式從二十世紀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再定位。香港過去的成功，是因為那個年代剛好容許一個不規劃的城市仍然成功。在新的競爭環境下，單靠市場已不足以支撐城市升級；但沒有市場，任何規劃也只會流於空談。

過去香港成功，是因為政府知道何時不出手；未來香港能否再創高峰，取決於政府是否同樣清楚，何時必須出手。

作者邵天虹是民建聯成員，九龍城分區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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