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張遠深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於2026年4月出版的《我的政權構想》，與其說是一本施政藍圖，不如說是一份帶有鮮明歷史投射的政治宣言。書中反覆強調「繼承偉大祖先的精神文化財產」，這讓人不由得想起戰前日本「脫亞入歐」、「富國強兵」的意識形態回聲。高市試圖以「國家正常化」的名義，打破戰後和平憲法對軍事力量的束縛，卻刻意迴避了一個關鍵問題：日本戰後的「非正常性」，恰恰是其對侵略歷史的自願贖罪與國際承諾的結果。拋開這一歷史前提去談「正常化」，不只是對亞洲鄰國感情的無視，更是在動搖戰後國際秩序的基石。

從軍國復辟疑雲到「正常化」話術

高市在書中將中國和朝鮮描述為「直接威脅」，並主張將自衛隊改為「國防軍」，這套論述並非新鮮事物。早在1950年代，日本前首相岸信介（高市的政治偶像）便試圖修憲以重建軍隊，最終因民意反彈而失敗。1990年代，一些右翼學者提出「普通國家論」，主張日本應擁有集體自衛權。高市早苗的獨特之處在於，她將這一政治目標從學術討論直接搬進首相官邸的操作手冊，並賦予其前所未有的執行速度。

筆者認為書中一個意味深長的細節是，高市在書中詳細規劃如何繼續並強化她目前的政策。在外界看來，她的經濟安保政策與安倍時代一脈相承，但實則更為激進。安倍晉三執政末期，防衛費佔GDP 1%左右，高市則將2%目標提前到2025年度達成，並在2026年初已着手修訂《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打算從「專守防衛」轉向「積極防衛」。這種轉向的歷史根源，可追溯至吉田茂時期的「輕武裝、重經濟」路線——高市要打破的正是這條主導日本70年的戰略傳統。

她理解中的「政策繼續」，不是簡單維持，而是加速推進解禁集體自衛權、部署中程導彈、創設國家情報局。書中甚至暗示，日本應考慮在「台灣有事」時派遣自衛隊協助撤僑及後勤支援。這與1996年台海危機時橋本龍太郎政府的謹慎姿態形成鮮明對比——當時日本尚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如今高市卻將台灣問題內化為日本「存立危機事態」。這種變化的歷史邏輯，不在於客觀威脅的急劇增大，而在於日本國內右翼政治力量的代際更替：戰後出生、對侵略歷史缺乏切身體驗的政治家，正在用「現實主義」包裝歷史修正主義。

中日關係從求同存異滑向對抗深淵

高市在書中僅以寥寥數語提及中日「重要鄰國」關係，卻用了整整一章討論「經濟脅迫應對」和「印太聯盟建設」。這反映了一個深層結構：中日關係正處於邦交正常化以來最艱難的歷史轉折點。

回顧歷史，1972年田中角榮訪華時，中日雙方以「求同存異」擱置歷史問題；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更明確提出反對霸權。鄧小平訪日期間，兩國締結了長期貿易協定。1998年江澤民訪日，雙方發表《聯合宣言》，日本首次以書面形式對侵略歷史表示「反省」。即使在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的低谷期，兩國依然保持着高層往來。然而，高市在書中所規劃的路線——將中國定位為「規則挑戰者」，聯合美澳印越構建半導體、礦產供應鏈的「去中國化」——本質上是試圖將冷戰式的對抗結構移植到21世紀的亞洲。

筆者認為高市的路線之所以危險，不在於它過於強硬，而在於它缺乏歷史的自我制約機制。昔日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等老一輩政治家之所以能在對華強硬與合作之間找到平衡，是因為他們親身經歷過戰爭，深知衝突的代價。高市這一代政治領袖，成長於冷戰尾聲與經濟泡沫時代，對東亞地緣政治的記憶更多來自教科書而非血肉之軀的經驗。這意味着，她所構想的「繼續政策」，將比以往任何一屆內閣更容易滑向對抗的深淵。

穩健未來基於對歷史的正確認識

閱讀《我的政權構想》，給人最強烈的印象是，高市早苗試圖用一個臆想的「強大日本」來替代戰後和平發展的真實歷史。她所稱頌的「祖先精神」，選擇性地忽略了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帶給亞洲的災難，她所描繪的「中國威脅」，誇大了短期安全風險，卻低估了長期經濟相互依存的韌性。

對於中日關係，歷史已經反覆證明：任何試圖擺脫歷史包袱、卻又拒絕真誠反省的政治路線，最終都會被歷史反噬。高市在書中寫道：「我們必須為下一代開拓穩健未來的道路。」然而，真正的穩健，不在於裝備多少導彈、締結多少軍事同盟，而在於能否從歷史中學到悲劇的本質，從而有勇氣選擇一條不同於戰前的道路。高市的政權構想，恰恰缺少這份最為珍貴的歷史智慧。

作者張遠深是一位日本政治評論員、時事評論家及專欄作家，專注於分析國際政治、日本本土政經架構、東亞區域安全及中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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