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回顧：

【基本法無一條能成為「管轄式」一地兩檢的法理】

【超越憲法和立法法權限　一言九鼎是違憲、越權】

文：黃賢

要理解人大常委的決定爲何違反《憲法》、《立法法》，有必要先了解擅權這個老毛病的思想根源。這樣才方便分析「九鼎論」的法理錯誤。

擅權的背景：立法、釋法長期混亂

混淆立法、釋法權限，是根深蒂固的毛病；「縣官不如現管」，是「官本位」社會的基因，迄今尚未能扭轉。[1]

人大常委會不是全國人大，也不是其替身，更不容替代人大。人大常委的立法、釋法權力有限制。近日的評論，往往混淆二者，包括很多權威人士的評論，特區政府的聲明同樣犯錯。這是有歷史原因的。

開國到文革撇開不談，文革後討論修改憲法時，無奈立法權限的劃分必須「模糊化」：全國人大和其常委會之間如是，人大和國務院更如此，成了歷史包袱。三個原因：其一，國家長期行政主導，衹有《婚姻法》，連《刑法》也是1979年才通過；國家是靠各部門的暫行條例、規章管治的。其二，當年的全國人大代表，約一成是文盲，法盲更不計其數，難承擔重任。[2] 其三，每一次路綫鬥爭之後，各世代的勢力并存，很難一致，特別是寧左勿右的基因，蔭護了一批極左餘孽。[3]

1982的《憲法》就是立法權限刻意「模糊化」的妥協結果：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權力劃分不清，各政府部門依然各行其是。憲法監督雖然被提出，但被擱置；訂定規範立法程序也被擱置。[4]

後果難免繼續政出多門，部門法規、條例打架，甚至違法、違憲。「我說就算」、「下不爲例」 、「特別安排」成風。濫權、潛規則成了貪污腐化的溫床。不到十年，就釀成災難。

可幸的是，法律科班出身的法律工作者陸續登上舞臺，專業意見開始被重視，有利認識此前的混亂，推動了2000年《立法法》的制定。

《立法法》開始走上正軌

制定《立法法》的原因，目前最普及的解釋是：

「中國憲法以及其他有關法律儘管對立法權限的劃分、立法程序、法律解釋等問題作了原則規定。但由於憲法對立法權限的劃分不夠具體、不夠明確，導致有些法規、規章與法律相抵觸或者法規、規章之間相互矛盾、衝突…擅自解釋法律、法規，或者各搞各的規章。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損害國家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也嚴重地影響了正確執法。」[5]​

雖是進步，但《立法法》儘管經2015年修改，依然有缺陷。而更根本的問題是各層掌權者往往頭腦還未轉變過來，稍遇棘手難題，就固態重萌，重蹈覆轍。人大常委會也難免俗。

授權和權力的劃分，涉及國體，不容含糊。中國共產黨也有所認識，去年的十九大，彌補了這方面的制度缺陷，修改《黨章》第22條（原第21條），加上：

「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報告工作，接受監督。」

在一地兩檢問題上，很遺憾人大常委違反《憲法》、《立法法》，有越權之嫌。很難想像，這邊黨在補東牆，那邊卻容忍拆西牆。

附註：

1. 本文刻意迴避「權大還是法大」這個偽哲學問題。

2. 1978年選出的人大、政協，前者文化偏低，後者年紀偏高（我有幸參加統計，得罪不少人，還差點入罪：領導開始説是，後來又說不是)。因而把過多權力從全國人大授權人大常委會，導致日後的問題。

3. 有多方面勢力嫌法律麻煩，以各種方式阻撓走上法治，不惜一再以「臭老九」污衊倖存的法律專家（經歷反右、文革，都心有餘悸，但依然勇敢挺住，歷史應感謝他們）。日前香港反「精英」思潮如出一轍。最後還是鄧小平一句定調：「終於明白爲什麽普通法不會出現法西斯。」

4. 用當年人大委員長葉劍英的話：「還有一些意見，雖然是好的，但實施的條件不具備、經驗不够成熟…沒有寫上。」

5. 邢焯时，《行政法治知识手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作者曾來香港短期學習，若被香港法治精神感染，也算是香港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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