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防控疫情失誤頻頻 武漢交出不及格輿論答卷
始發於湖北省會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仍在迅速傳播，由於該病毒潛伏期可達十四天，傳染速度快，確診需經歷一段過程，而疫情爆發初期當局未有足夠重視和遏制，已感染者很可能為數甚多，在未來一段時間裏，被感染和死亡人數勢將繼續攀升，中國因此承受的全域性影響難以估量。
造成武漢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狀病毒已被世界衞生組織（WHO）命名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目前不僅在中國與鄰近的日本、韓國、泰國有確診病例，遠至美國與歐洲的法國、芬蘭也有感染者留醫。發現疫情愈早，防控愈容易，但中國已然錯過了最佳應對時機。據內地研究人員分析，疫情流傳最早可追溯到去年12月初；從12月中旬開始，前往醫院就診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急增，疫情大範圍擴散，形成一種近乎失控的局面，但在這最關鍵的一段時間裏，武漢當地官方和相關部門的一系列反應令人大感失望。
武漢防疫四宗罪
二. 「封城」不果斷，資源、人力調度紊亂。武漢疫情防控指揮部1月23日凌晨公告，當日上午10時起，武漢市輪渡、長途客運等交通工具暫停運營，機場、火車站離漢通道暫時關閉，此即外界所稱的「封城」。據統計，由宣布「封城」到正式實施的十個小時內，從武漢出發可抵達大、中城市的列車至少有251列，由此離開武漢的人數或有數十萬之多，恐成為其他地區的安全隱患和巨大負擔。姑且不論「封城」是否已遲，既然決定「封城」，為什麼不果斷執行，還要預留這麼長時間，讓大批可能已感染的居民有機會離開？
三. 沒有為醫護人員提供適當支援。「封城」之後，作為抗疫最前線的武漢市內醫院卻傳出許多醫護人員缺少防護裝備、長時間高負荷工作，醫院擁擠得幾乎崩潰。武漢作為中國抗疫主戰場，應當盡全力打好這一仗，為什麼不給醫護人員提供安全保障及充足的飲食供應，進行相對合理的協調？
第四，在防治疫情之外，中國官員們處理輿論時，又一次提交了一個不及格的答卷。傳播快、致死率高的疫情並非存在利益糾紛或政治訴求的一般社會事件，而是危及所有人生命安全的重大挑戰，只能疏而不能堵，愈堵問題會愈大。武漢當地管理者掌握着地方全面、細緻和及時的資訊，應對此有更清晰判斷。在疫情未展現巨大威脅性時，武漢官方限制謠言還無可厚非，但嚴管醫院醫護工作者向病人、網絡、媒體透露實情則屬不當。武漢協和醫院的醫生表示，當時他們唯一能做的是一再囑咐就診患者：「口罩、口罩，一定要買口罩、戴口罩。」
壓制資訊 延誤決策
「人傳人」是判斷疫情危害程度的重要標準。武漢當局在1月中旬應該對疫情已有較多了解，但其對外通報明顯有意淡化，例如1月15日稱「尚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五天後鍾南山出面證實了這一點，但此時廣東等省份、泰國等國家都已有確診病例。武漢當局壓制關鍵資訊外傳，不利於集中社會各方面資源、人力和專業知識，不能在最關鍵的時期遏制局面，甚至可能某種程度上延緩和誤導了中央決策。這是一個必須汲取的教訓。
當然，謠言與輿情容易煽動社會情緒、導致失控局面。面對重大疫情，尤其是至今仍充滿不確定性的疫情，人們恐慌再正常不過，何況每天確診人數都在成倍增加，死亡人數也在累加，各地疑似感染人數也愈來愈多。在這樣的關鍵時刻，任何說法，即便是「無厘頭」的謠言，也可能被脆弱和焦慮的人們信以為真，任何誇大其詞都在切實地加速恐慌潮的蔓延。當恐慌潮襲來，又可能對防控疫情乃至救治造成阻礙。武漢各大醫院發熱門診爆棚，相當一部份原因確是民眾恐慌所致。以往人們感染普通感冒、流感，在家休息數日或用中藥調養也可痊癒，但恐慌之下卻當作烈性傳染病，全部湧入醫院。患病人群的聚集增加了病毒擴散的風險，醫療資源也呈幾十甚至上百倍的消耗。
連日來，不斷有一線的醫務人員發出「停止恐慌」的呼籲。「停止恐慌」靠什麼？不是一兩句呼籲就能停止的，靠的是掌握核心資源、處於資訊鏈關鍵節點的機構、部門等主體持續提供權威資訊，讓那些應當充分披露、及時告知的資訊，準確無誤、快速有效的傳播。
媒體的監督缺位既是媒體自身問題，背後也離不開積重難返的官僚主義。這種情況在2003年的沙士（SARS）疫情已有前車之鑑，十七年後的今天，悲劇再一次上演，「不汲取歷史教訓」反倒成了最大教訓。《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在評論武漢肺炎疫情恐慌潮時也提到，新聞媒體的監督功能這幾年被各級和各地方一些與宣傳無關但很強勢的職能部門削弱了，武漢市有那麼多媒體人，但他們沒有在衞生系統外發出警告。官方對互聯網上多樣聲音的容忍度也太低，武漢市八名在網上發出警告的人被公安約談，壓制了輿論力量就新型病毒風險做進一步探討、持續發出警告的聲音。
很多官員視輿情為洪水猛獸，認為人民大眾就是被管理者、被保護者、被警惕者，卻忘了他們還是自己的服務對象，可以是自己的協防者，更是進行社會治理的最大的力量來源。
第五個現代化遠未實現
如果說疫情爆發早期難免資訊不充分、判斷不準確，出現一些紊亂狀況是情有可原，那麼，如今疫情已持續近兩個月，仍沒有形成整體協防、趨於可控的局面，就應反思問題背後的原因及治理能力的不足，有必要適時啟動問責機制。從2003年沙士危機到今天，中國人在重大疫情災害前的知識、經驗和意識已今非昔比，但一些地方政府與官員的應對措施可以說是毫無進步，無法匹配民眾和時代的要求。
整體來看，這場對抗疫情的戰役需要中國各方面整體參與，匯聚全面資訊、資源和權力的執政者的角色尤其關鍵。武漢市接連操作失誤，暴露了中國地方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仍然有巨大的改進空間，第五個現代化遠未實現。
1月25日農曆正月初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破天荒召開會議，專門聽取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匯報，對疫情防控特別是患者治療工作進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動員。這意味着中央層面對疫情的重新認識和決策，或許將打開治理此次疫情的新局面。武漢作為抗疫主戰場，理應全力打好這場仗，但卻頻頻傳出防護裝備不足等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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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199期《香港01》周報（2020年2月3日）《防控疫情失誤頻頻 武漢交出不及格輿論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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