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流寄生族】一齣社會不公的黑色幽默 讓韓國創下奧斯卡歷史

撰文:毛詠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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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電影《上流寄生族》(Parasite)在第92屆奧斯卡頒獎典禮連奪四獎,更成為奧斯卡92年來首部贏得最佳影片(Best Picture Award)的外語電影。電影誤樂產業往往由歐美壟斷,韓國影視產業深耕細作多年,作品近年漸漸以黑馬姿態進入全球觀眾視野,《上流寄生族》這次能揚威奧斯卡,憑的是什麼?韓國電影又可否一登龍門,聲價十倍?

《上流寄生族》電影講述一家四口都是無業遊民的家庭,兒子因一次機遇成了一個富有家庭的補習老師,一家四口接連運用下流詐騙技倆,駁得信任,混入這個富有家庭打工,一邊賺人工,一邊像寄生蟲般,偷偷蠶食宿主一家的資源。然而因陰差陽錯,一家四口揭破了收藏於豪宅地下室的另一個「寄生」秘密,演變成一齣曲折荒誕的悲劇。

【以下含小量劇透】

沒有驚心動魄的動作、爆炸場面,也沒有《與神同行》系列令人讚嘆的CG特技,抑或華麗的服飾及妝容。《上流寄生族》相比之下就是低成本製作,以黑色幽默貫穿故事情節,折射出韓國社會貧富懸殊問題,主要拍攝場景只有兩個:下流家庭所蝸居的貧民窟,上流家庭的「設計師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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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上半段講述窮人為了生活,施盡滑頭技倆欺詐富人,(妹妹以高超的P圖技術,偽造海外大學畢業證書,假扮藝術治療師),富人疑心重卻容易受騙。窮人長久以來委身於環境惡劣的貧民窟,甚至不見天日的地下室,卻因「寄生」而暫享奢華生活。電影中段,下流家庭的對話反映他們眼中,富人之所以善良慷慨,只因生活無所缺乏。到電影高潮部分,窮人當謊言幾被識穿被逼走上絕路時,加上一場傾盆大雨浸毁了貧民窟,窮人的抑壓與憤怒亦一發不可收拾。

富裕社會裏的「寄生關係」

電影裏的窮人起初都被刻畫成取巧的小無賴,在這段「寄生關係」看似受益一方的「寄生族」畢竟不是寄生蟲,而是有血肉、有尊嚴的人,揭示了韓國社會階級矛盾之痛。正如在首爾著名的江南區,既是光鮮繁華的商業區,亦存在人們與垃圾共生的貧民區,住了一些租不起房子的家庭,或以廢物回收維生的老人。

圖輯:首爾江南區九龍村貧民區

韓國年輕人近年形容國家是「地獄朝鮮」,正好反映國家長年受「財閥經濟」支配釀成社會不均的困境。年輕人要不是千辛萬苦考入財閥,就是注定做低薪打工仔,甚至失業,難以在社會中上流。

韓國統計廳上月15日的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失業率為3.8%,失業人口為106.3萬,已經是連續四年超過100萬。這看來,韓國的失業率並非特別高,在量度社會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中(Gini coefficient),幾乎是亞洲第一(貧富差距最不懸殊),比英國及加拿大等先進西方國家更理想。然而,年輕人的失業及低收入情況也許是更大的社會問題。

韓聯社上月13日引述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數據報道,2018年韓國25至29歲的失業人口,佔總失業人口比例達21.6%,此比例是OECD 36個成員國當中,此年齡層失業人口比例連續七年排名第一。《上流寄生族》電影中,窮人家庭的兩兄妹正好也是這個年齡層,男主角基佑(崔宇植 飾)參與會考幾年都考不進大學,終日在家無所事事,一家人在做摺Pizza盒等散工作過日子。電影這個角色也許只是社會中較極端、較邊緣的一類,但數據卻是一面真實鏡子,每五位韓國青年就有一位無業,又何嘗不是依附着社會資源而生?

電影中男主角基佑與妹妹都是二十多歲基層青年,在家中廁所搜尋及偷用鄰居的Wifi。(上流寄生族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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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具影響力」的作品

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頒發最佳影片獎項的美國老牌影后珍芳達(Jane Fonda)介紹提名名單時說道:「今晚我們可見證,電影能夠對個人與社會帶來的影響力(impact),以下就是今年帶來最大影響力的作品……」

同樣在今屆呼聲極高的《Joker 小丑》(11項奧斯卡提名),同樣是以社會貧富不公作為主線,作為一個耳熟能詳的漫畫角色,華堅馮力士(Joaquin Phoenix)飾演的小丑,細膩地演釋了一個扭曲的心智、憤怒與悲情,電影在全球引發大量討論,皆因反映了現實社會的問題,甚至成為智利、香港、黎巴嫩等示威者的模仿造型,印證了珍芳達口中所說的「impact」。華堅馮力士最終亦以大熱姿態奪得最佳男演員,電影另奪最佳配樂獎。

《上流寄生族》在今屆橫掃四大獎項,包括由奉俊昊拿下的最佳導演。(路透社)

《上流寄生族》在全球的叫座程度難比荷里活製作(《上流》全球票房為1.67億美元,《Joker 小丑》則約11億美元),卻成為奧斯卡史上第一套勇奪最佳影片獎的外語作品,無疑亦是韓國電影產業帶來極大的榮譽和鼓舞。韓國自1990年代以來,金泳三總統大力支持國家發展影視娛樂產業,K-pop、韓劇和韓國電影產業的成就有目共睹,韓流已成為全球一股強大的軟實力文化。

角逐奧斯卡近六十載 連年落空

韓國電影產業上上下下亦一直在摸索,尋求突破。事實上,韓國電影自1962年來已開始參與角逐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獎(前名是最佳外語片),每年由韓國電影振興委會員投選出一套影片,代表韓國參選,然而多年都未成功獲得提名。

2017年的《逆權司機》雖未獲奧斯卡提名,但在亞洲備受好評,韓國人對抗獨裁軍政府的歷史與宣揚民權的形象深入民心,帶來廣泛思考。2018年的《燒失樂園》亦以貧富及階級矛盾作主題,再向前一步,入選了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獎的12月名單。到今年,《上流寄生族》(2019年)更是一舉奪得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奉俊昊)、最佳國際電影、最佳原創劇本獎。

一班亞洲面孔的電影班子奪得奧斯卡最佳影片這項最高殊榮,可謂前所未見。(路透社)

無論《上流寄生族》是不是你心目中的最佳影片,不可忽略的是韓國電影產業近年已漸趨成熟,題材多元,敘事及拍攝手法,以至動畫特技都一直追趕荷里活,能夠創下歷史除了電影製作班子及演員的努力,也是韓國影視業深耕細作多年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