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論壇九年後再啟 兩岸交流必須進入新階段

撰文:陳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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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論壇停辦九年後,是否真將在一月底於北京重新響起掌聲,至今仍籠罩在刻意保留的政治霧氣之中。國民黨方面反覆以「若有具體進度,將對外說明」作為標準答覆,台媒報道則在「復辦論壇」、「智庫交流」、「行前溝通」之間來回擺盪,甚至將「習鄭會」納入想像空間。這種不確定性本身,其實已經透露出一個事實:在當前的兩岸結構下,任何形式的高層政黨互動,都不再只是交流事件,而是高度政治化的權力動作。

正因如此,若國共論壇真要復辦,它的意義早已不只是「恢復一個中斷的平台」,而是象徵兩岸交流是否、以及如何進入一個全新的政治階段。

回顧國共論壇的歷史,其誕生本就帶有強烈的政治對沖色彩。2005年「胡連會」後,論壇被設計為政黨層級的定期溝通機制,用以在兩岸官方、民共互信不足、甚至中斷的情況下,維持最低限度的政治接觸。早年的國共論壇確實曾留下若干具體成果,也在相當程度上降低了兩岸的敵意門檻。然而隨著時間推移,論壇逐漸儀式化、規模化,政治語言也愈來愈制式,實質影響力反而被稀釋,最終在2016年後隨著台灣政黨輪替而停擺。

九年的空窗,改變的不只是論壇本身,更是整個政治環境。北京在此期間完成了對「九二共識」的進一步定義,將其更緊密地嵌入「一中原則」與「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整體敘事。台灣社會則在香港經驗、軍事壓力與國安論述的疊加下,對兩岸任何形式的政治交流都抱持高度懷疑。這意味著,舊時代那種「先見面、再慢慢談」的模式,已難以為繼。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鄭麗文接任國民黨主席後,重新啟動兩岸政黨互動的嘗試,才會同時引發期待與焦慮。期待者看到的是,國民黨終於試圖重新奪回其長期以來自認的優勢戰場,但焦慮者擔心的,是任何政治接觸是否都將只是被北京收編為統一敘事的一環,或被民進黨操作成「賣台證據」。

因此,回應國共論壇2026年翩然駕到,第一個必須說清楚的前提是:國共論壇若復辦,就不能只是復辦,若論壇只是回到過去那套年度例行、公報式表述、象徵大於內容的運作模式,那麼在今天的政治條件下,只會更快地被兩邊敘事節奏吞沒。質言之,一場沒有明確政治定位的論壇,在北京眼中,就只是一場為統一進程的政治背書;在台北眼中,則幾乎必然被解讀為利益交換的前奏。於此,再起的國共論壇若無法提出一個「為何現在要談、談的政治意義是什麼」的清楚答案,其存在本身就會成為爭議,各界也不應以「有談總是好事」來虛應、成就這套故事。

第二,為了對台灣內部釋疑,如見國民黨立委牛煦庭稱「國民黨會守好自身立場」,這句話在政治上當然正確,卻也暴露了國民黨長期以來的一個心理困境:過去多次經驗顯示,國民黨並非沒有意願推動兩岸交流,而是經常陷入一種自我設限的狀態,即過度擔心被貼上標籤,過度在意輿論反彈,最終把「不出錯」當成最高政治原則。這種近乎「守身如玉」的政治心態,並非「守好自身立場」可言,而是使得交流行為本身變得畏首畏尾,既無法對北京形成有效談判力,也無法在台灣社會建立說服力。

輔以,國民黨作為在野黨推動政黨協商,本就先天不利,若再把所有能動性都消耗在防禦姿態上,結果往往是「裡外不是人」。重啟國共論壇,若只是為了證明「我們有溝通」,而不敢清楚界定交流的政治邊界與敘事框架,那麼這樣的溝通注定只會成為對手攻防的素材,而非自身的政治資產。

再來真正困難、也真正關鍵的第三點,在於國共論壇能否跨過「政治正當性」這道門檻。今天台灣社會對兩岸交流的最大疑慮,早已不只是政策內容,而是權力結構與敘事主導權的問題:誰在定義這場交流?誰在替誰背書?誰又能對外界負責?

2016年11月,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與到訪的國民黨時任主席洪秀柱會談。(新華社)

是以,真正需要被嚴肅提出的,不會是國民黨要「怎麼守立場」的問題,而是國共論壇九年後再啟,兩岸交流究竟要進入怎樣的新階段?這個新階段,不能再是去政治化的技術交流,也不能只是象徵性的善意展示,而必須是一個正視矛盾、處理矛盾、並為未來開路的政治階段。過去的國共論壇,著重於降低摩擦、維持互動,本質上是一種防守型設計。唯當前的兩岸結構,矛盾已高度顯化,北京的統一敘事與民進黨在台灣內部營造的民主認同正面碰撞,這單靠「多交流、少衝突」已不足以回應現實。

當然,謂兩岸新階段的交流,並非企求單一屆國共論壇就該完成,而是重啟的國共溝通機制必須要有企圖、要能回答政治層次的核心問題,如兩岸如何在主權分歧無法短期解決的前提下,建立可預期、可管理的互動框架?如何讓政黨對話不被任何一方單方面定義為歷史進程的一部分,同時又讓台灣社會相信,這樣的交流不是逃避矛盾,而是試圖為未來降低不可逆風險?換言之,新階段不是消除對立,而是管理對立,進而為不共識的現實建立政治秩序。

簡言之,國民黨若想避免再次淪為「被敘事者」,又想兩線收成,就必須在政治層次上先一輪完成自我定義,這不是靠情緒性的口號,而是一套可被檢驗、可被反駁、也可被延續的政治論述。若國民黨重新粉墨登場,只是以「不失言」作為最高原則,那麼每一次交流都將回到過去後期低產出、高風險的操作。

最後,也必須回到現實,當兩岸關係已被推入一個高風險、低互信的結構中,任何幻想用單一論壇「化解對立」的想法,都是不切實際的,但同樣不切實際的,是把所有對話一概視為危險。真正成熟的政治選擇,從來不是在「全面交流」與「全面封堵」之間二選一,而是如何在敘事戰與權力博弈中,保住主導權、降低誤判風險。

總的來說,國共論壇若真能在九年後復辦,掌聲不該只為「恢復」而響,而應該為一個更清醒的政治轉型而響,它是否能走出「政治大拜拜」的舊時代,取決於國民黨能否同時面對台北的選舉敘事,以及北京的統一敘事,並將其轉化成台灣人可以接受與聽得懂的語言,以在夾縫中建立自身的政治語言。這條路更難、風險更高,但若連這一步都不敢踏出,所謂的兩岸交流,終究只會停留在各說各話的原地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