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的每日新增病例已經有所回落，照已有經驗判斷，這一波在西安集中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於農曆新年前應可得到有效控制。
但這不意味着疫情的考驗即將結束，西安的治理者們就可以歡天喜地等着過大年了。恰恰相反，一場更加嚴峻的考驗正等待着他們。

而不只是西安，中國政府也應將此番疫情當作典型症候，從中檢視自身治理體系究竟在什麼地方出了什麼問題，探索地方官員的素質建設還能做哪些有效提升。

不斷有跡象顯示，西安疫情在輿論場中正走向與武漢疫情相似的軌跡，批判和質疑的聲音與日俱增，這無疑是一個危險的信號。例如內地獨立記者江雪於4日發表題為《我的封城十日誌》的長文，該文章記錄了她在封城前夕至1月3日的見聞，並對不少官方的做法提出批評，獲得廣泛轉發。

內地政府應當避免當初的「方方事件」在西安重演，那將是公信力的一次難以挽回的災難性坍塌。

當然，這絕非是在建議內地政府在輿論場中對質疑聲音窮追猛打。而是意在提醒，疫情管控作為一個龐大的綜合課題，縮減新增病例只是第一步，西安在這點上或許做得尚且不錯，但在課題中更大範疇內的其他領域卻亮起了紅燈。

一個令人遺憾的事實是，從武漢疫情爆發至今已有兩年，對治理者而言，這是足夠長的時間，有大量的成功案例和經驗教訓可以借鑑與自省，完全可以充分利用深度學習。但官員們的學習能力似乎有限，曾經發生過的問題仍在持續發生，一而再再而三，恍如兩年前初面對新冠時的青澀模樣。

不少個體在疫情期間的悲慘經歷被報道出來，就醫難、吃飯難、考試難、住宿難……疫情管控流程亦問題頻發，配送難、出行難、隔離難……諸如此類，是否皆完全不能預料？提前做若干應急預案，疫情中根據運行情況及時調整，是否真有那麼難？

有辯護聲音或說，政府當然有相關預案，但事出無奈，難免不能周全。

這就需要認真思考一個問題，社會治理的本質究竟為何，秩序是服務於人還是人要服務於秩序。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要求下，治理者們似乎信奉「抓大放小」是天然正當的，社會持續運行要以穩定為前提，期間自然有所取捨不能兼得，從邏輯上、從整體上說，這沒有問題。那問題出在哪裏？

問題就在，政府不應也不能將「抓大放小」視為正當，社會並不要求治理者盡善盡美，但後者必須有盡善盡美的自覺及為之充分不懈的努力，這是公義所在，更是道德所在。

兩名防疫人員毆打出門買饅頭少年（點圖放大）：

「穩定壓倒一切」沒問題，但能否將「壓倒」的範圍儘可能縮小，將「壓倒」的程度儘可能降低？「抓大放小」沒問題，但「大」抓住了，「小」是否也能想辦法去抓，能否少一些無奈放棄，多一些盡力爭取？

社會治理歸根結底是要為人服務，那就要想方設法關注到每一個人。但殘酷的現實似乎並不支持這一美好願景，「抓大放小」的官員們究竟是力有不逮還是怠惰懶政，實在不難分辨。

當「穩定」成為官員政績表的最大加分項，這對治理者形成一種錯置的鼓勵，他們將愈發缺少社會治理主動性，因「抓大放小」足夠用來搪塞掩蓋他們的懶惰和無能。

政府公信力的逐漸流失是比疫情更嚴重的災難。身疾易治，心疾難醫，後者必須得到足夠重視，那是社會治理的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