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年前，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標誌，中國對外打開國門，開始了歷史性的改革開放。四十五年來，即便在八九「天安門事件」和三年疫情期間，面臨極其艱難的內外局面，中國政府也始終堅持把改革開放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不斷深化改革並擴大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藉由改革開放，在全體中國人的不懈努力下，中國從一個很多人吃不飽穿不暖的貧窮國家，一躍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實現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轉變，成為推動國際格局發生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力量。

現在很多人把人財物與訊息資訊的跨境流動視為理所當然，認為這不過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的必由之路，但實際上，對絕大多數普通中國人來說，這種「理所當然」在改革開放之前想都不敢想。在那個把外部世界視為洪水猛獸，誰家有個海外親戚都會被另眼看待的時代，為抵禦外部風險侵蝕，把大門關起來過日子才是萬全之策，任何想打開大門對外開放的想法不僅驚世駭俗，還可能給自身帶來政治災難。

回顧歷史可以知道，中國對外打開大門實施改革開放的歷史可謂一波三折。即便從正式做出對外開放決策的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到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也是喊了十幾年「解放思想」，才有了後來的開放局面。時至今日，對外開放已實施四十五年了，從當下一個很小的社會樣本，仍然可以看出當年鄧小平等推進對外開放的艱難。

過去一個多月內，因為國內大學自疫情期間（有些甚至更早）搞封閉管理，出入校園需要提前預約，每天僅釋放極少名額，導致大批暑假期間到北京旅遊希望能入校參觀的中小學生被阻攔在大門之外，有參觀名額甚至被炒高到上千元人民幣一張，引起了輿論普遍關注。有不少人呼籲，作為具有社會公共屬性的大學搞封閉管理不僅與其屬性不符，與大學精神和對外開放意識涵養也是一種羞辱，因此應儘快對社會開放。

然而遺憾的是，不僅北大清華等國內頂尖高校對這些呼籲毫無回應，仍然對社會大門緊閉，國內其它絕大部分大學也延續了疫情期間和之前就形成的封閉管理機制，僅限對師生家屬有限開放，校外無關人員想參觀必須通過預約才能入校。有些地方帶人入校還成了一門收費生意，北京大學為此甚至處罰了一些與旅行社合作帶中小學生入校參觀的校內人員。

打着維護校園安全與秩序的「政治正確」的幌子，利用網路和大數據等高科技手段，通過所謂「預約」機制將大學與社會隔離開來，將普通人阻攔在大學校園之外，把本應對社會大眾開放的公共資源轉化為僅對少數精英服務的封閉堡壘，已成為中國大學獨有的普遍現象，而且還衍生出了新的尋租腐敗行為。

一些人可能會說，不就是打開校門向社會開放，有那麼難嗎？打開校門，那些社會抱怨、腐敗尋租行為不就消失了嗎？這些大學原來不就是對社會開放可以自由出入的，現在把閘機去掉，恢復到原來的狀態不就可以了嗎？然而現實中要這些大學撤銷閘機與預約機制，恢復自由進出校園就是這麼難！

造成這種困境主要是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官僚主義文化，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呂德文最近一篇文章點出了其中的根本原因。呂德文教授認為，因為種種原因，公務員履職，現在首先考慮的是如果避責，做到形式上無瑕疵，在「萬一」出事的情況下經得起倒查。因此，要處處留痕，時時注意。面對群眾的事務，再好的事情，如果有風險，最好不做。可做可不做的事，最好不做。原本應開社會風氣之先的大學，也進入了這個官僚主義陷阱。

在這種官僚主義侵蝕下，我們這個社會，現在似乎經不起任何意外了。任何一個小概率事件，都如臨大敵，「一人生病，全家吃藥」，為防「意外」發展出了極其精細而臃腫的體系。在村裏，有專職的防火員、安全員、網格員等等五花八門；在鄉鎮，政府組建了幾十上百號人的應急消防隊伍。在大學，大學的書記校長也延續疫情期間的管理方式，寧可對外大門緊閉，任外面沸反盈天，而且已經嚴重侵蝕到大學精神，在對外學術交流和社會開放性上做出了極惡劣的示範，也不願打開校門，承擔由此產生的「萬一」的風險。

事實上，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有好幾千所大學，打開校門之後怎麼可能什麼事都不發生？為避免極小概率的「萬一」事件發生，官僚主義就是敢毀掉大學的開放精神，犧牲與社會的積極互動。想當年在做出改革開放之初，面臨的各種不可預測的風險更多，但是當時的領導人卻以高度的自信和對歷史負責人的精神，毅然做出了對外開放的決定，打開了國門。如今中國國內大局穩定，各大學管理層卻延續了疫情期間的特殊政策，將自身與社會隔絕開來，真是讓人一言難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