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是否打開校門 與中國對外開放的命運密不可分

近幾天，上海交通大學禁止外賣騎手進入校園，由校辦企業設中轉站統一有償轉送，騎手需要通過「黃牛」（能拿到出入證的票販子）代辦通行證才能進入校園的消息引起輿論關注，又再次將大學是否應向社會開放送上了熱門話題。

而在過去一個多月內，因為北大清華等北京高校多年來搞封閉管理，出入校園需要提前預約，每天僅釋放極少名額，導致大批暑假期間到北京旅遊希望能入校參觀的中小學生被阻攔在大門之外，有參觀名額甚至被炒高到上千元人民幣一張，也引起了輿論普遍關注。有不少人呼籲，作為具有社會公共屬性的大學搞封閉管理不僅與其屬性不符，與大學精神和對外開放意識涵養也是一種羞辱，因此應儘快對社會開放。

然而遺憾的是，不僅北大、清華等國內頂尖高校對這些呼籲毫無回應，仍然對社會大門緊閉閘機森嚴，毫無打開校門與社會自由流通的跡象，國內其它絕大部分大學也延續了疫情期間和之前就形成的封閉管理機制，僅限對師生家屬有限開放，校外無關人員想參觀必須通過預約或通過校內人員引見才能入校。

在有些地方，帶人入校還成了一門收費生意，北京大學為此甚至處罰了一些與旅行社合作帶中小學生入校參觀的校內人員。

打著維護校園安全與秩序的「政治正確」的幌子，利用網絡和大資料等高科技手段，通過所謂「預約」機制將大學與社會隔離開來，將普通人阻攔在大學校園之外，把本應對社會大眾開放的公共資源轉化為僅對少數精英服務的封閉堡壘，已成為中國大學獨有的普遍現象——一個正重拾對外築牆意識，可能侵蝕中國開放成果的危險現象，而且還衍生出了新的尋租腐敗行為。

如果說在疫情期間這些管理措施還可以被社會理解，在疫情已經大半年，社會運轉已經基本正常化之後，這種現象的普遍存在不能不令人質疑。

大學素來被認為是社會開放、包容、進步的象徵，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大學，特別是絕大多數著名大學，對社會都處於開放狀態，參觀者可以自由出入。中國大學就算有其特殊性，也不至於從原來的有限開放變成需要預約才能進入的封閉機構。當全社會都變得越來越開放和正常的情況下，唯獨大學還在大門緊閉，在討論要不要開放，這顯然不正常。

一個社會對外封閉的格局形成很少是一夕間形成的，也很少是主觀上想把自己與世界隔絕開來。它往往是一個緩慢的不為人覺察的過程，先是這裡今天關起來一點，後是那裡明天封起來一部分，然後就是互相效仿收緊管理，而且常常都有各自充分的理由。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原本的開放消失於無形，每個單元的微觀行為演變為宏觀上的封閉狀態。

疫情後已經重新打開對外開放大門的中國肯定不想走到那一步，為刺激恢復經濟，中國政府正加碼推出各項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措施，希望吸引外資與外國遊客，過去幾千年的歷史與新中國成立後幾十年正反兩面的經驗教訓也證明了對外開放的必要性。

但是，絕大多數中國大學仍然仍處於一個對社會封閉的自我世界。如果連大學打開校門對外開放都變得這麼困難，連具有行為垂范意義、為國家未來培養人才的大學都大門緊閉，對中國開放的未來而言意味著什麼，很可能聽起來不是一個那麼美妙的話題。

事實上，不僅是大學，也不僅僅是物理上的隔離措施，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術機構在對外溝通上正變得越來越謹小慎微。不少原本對社會公眾自由開放的區域也被封閉起來，必須經過預約和重重檢查才能進入。而不少人還記得十幾年前甚至疫情前這些地方還可以自由出入。對於開放精神的涵養和對外交流及外界觀感而言，這絕對不是一個好現象。

有國內媒體最近做了一個網上民調，就「如何實現大學校園的秩序與開放性之間的平衡？」一問，支援大學向社會完全或部分（除科研教學區域）無預約開放的比例高達77.6%，支持預約開放的比例為19.8%，認為大學應像目前這樣封閉管理的僅為2%多一點；就「疫情後仍有高校將校外人士拒之門外，你怎麼看？」一問，認為是一刀切懶政行為的比例為86.3%，認為封閉管理給師生帶來好處的比例為13.7%；另外，有80%的人認為，大學具有公共屬性，資源應惠及公眾，物理的封閉與大學精神不符。

普通線民都能認識到的問題，難道身為精英階層，被視為知識與智慧化身的中國各大學管理階層沒有這樣的認識？